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访问中亚四国和东盟期间，先后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并在2013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进一步明确提出：“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时代的要求，是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利益结合起来，利用中国自身发展优势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带动其他国家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伟大创举。

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开行”）在2014年发布的《亚洲发展展望报告》里面指出，虽然亚洲区域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其仍然是全球主要国家中增速最快的区域，尤其是该区域主要经济体正在执行的改革措施将继续推动该区域领衔全球经济增长，因此亚洲区域是实行“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

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相应的配套设施，然而目前亚洲国家在基础设施上依然存在巨大的不足。根据亚开行的预测，2010-2020年亚太地区对基础设施的需求高达8万亿美元（见表1）。基础设施的建设是支持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一带一路”倡议互联互通的基本要求，而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巨额资金的支持。

表1   2010-2020年亚太地区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单位：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一版，第112页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的资金需求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一是通信、供水和环卫设施等基础设施领域。沿线的中亚、东南亚等国家的基础设施较为落后，对基础设施的新增需求强烈。二是交通、港口等跨境通道领域。“一带一路”的畅通需要提升铁路、公路、管道等通道能力。三是能源、资源领域。“一带一路”跨越的地区能源和资源丰富，特别是中亚、俄罗斯等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矿产、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开发潜力巨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虽然经济发展迅速，但是差异较大，一些国家市场制度不完善，在这些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存在资金需求量大，投资回报期长而且未来收益不确定的问题。与此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目前跨境金融合作的层次较低，大部分的贷款集中在油气资源开发，管道运输等能源领域，其他领域未能从中受益。因此，为了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一带一路”沿线特别是亚洲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我们需要对融资进行总体的规划，构建以丝路基金为引导，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为重要支撑，以国内政策性银行、国内商业银行以及民间投资机构为主要基础的多元联动的融资机制。

一、          充分发挥丝路基金的引导作用

2014年11月，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联通引领发展伙伴聚焦合作》的重要讲话：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1]。丝路基金成立的初衷是为“一带一路”服务，主要使命是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等有关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丝路基金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它的包容性和多元化可以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提供丰富的融资渠道和方式，可以吸引有资金实力、有知识和管理经验的银行和投资机构参与，多方汇聚就可以优势互补，博采众长。丝路基金的定位是中长期的开发投资基金，注重合作项目，更注重中长期的效益和回报。不同于以往股权投资7~10年的投资周期，丝路基金的投资期限能够到15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可以满足一些发展中国家中长期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丝路基金首期资本金100亿美元（首期注入的资本为美元，这主要是便于国内外投资者通过市场化方式加入进来，外汇储备通过其投资平台出资65亿美元，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亦分别出资15亿、15亿和5亿美元[2]。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相信会有更多的资本进入。

2015年4月20日，丝路基金、三峡集团及巴基斯坦私营电力和基础设施委员会在伊斯兰堡共同签署了《关于联合开发巴基斯坦水电项目的谅解合作备忘录》(以下简称《谅解备忘录》)，该项目是丝路基金注册成立后投资的首个项目^[3]。根据《谅解备忘录》，丝路基金将投资入股由三峡集团控股的三峡南亚公司，为巴基斯坦清洁能源开发、包括该公司的首个水电项目——吉拉姆河卡洛特水电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电力行业是巴基斯坦政府未来十年发展规划中优先支持的投资领域，丝路基金首个对外投资项目落地巴基斯坦的电力项目，标志着丝路基金开展实质性投资运作迈出了重要一步，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旗舰，表明丝路基金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使命。从项目运营管理模式来看，卡洛特水电站计划采用“建设—经营—转让”(BOT)模式运作，于2015年底开工建设，2020年投入运营，运营期30年，到期后无偿转让给巴基斯坦政府；从项目融资方式来看，丝路基金投资卡洛特水电站，采取的是股权加债权的方式：一是投资三峡南亚公司部分股权，为项目提供资本金支持。在该项目中，丝路基金和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同为三峡南亚公司股东；二是由中国进出口银行牵头并与国家开发银行、国际金融公司组成银团，向项目提供贷款资金支持；从控制风险方面来看，通过股权加债权的方式，一方面可以通过股权锁定长期投资的高额回报，获取一定股份，参与公司治理，提高投资收益的确定性，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债权获取优先清偿权，有助于控制风险。丝路基金不是援助性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逐利的，因此丝路基金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同时要评估项目的风险，平衡好风险和收益之间的关系。

然而，就丝路基金目前的设计规模来看，即使不断加入新的投融资机构，其资金也难以满足“一带一路”沿线上万亿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因此我们有必要充分发挥丝路基金的引导作用，为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以及国内政策性银行、国内商业银行以及民间投资机构等投资指引方向，通过不同方式吸纳调动各方资金，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丝路基金的资金是政策性质，象征性和号召力较强，因此当丝路基金决定投资某一项目时，就为外界传递一种积极的信号，这时商业资本的逐利性和风险规避性决定了当其发现这一项目有政府保障而且有利可图的时候，商业资本就会参与项目投资，这样就可以吸引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商业性金融机构参与进来。丝路基金还可以通过吸纳境内外资金支持战略开发项目，充分依托政府信用，向境内外金融市场发行“一带一路”倡议专项债券，引导外汇储备、社保、保险、主权财富基金等参与“一带一路”投资。

二、          充分重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支撑作用

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在促进全球基础设施建设、保障经济发展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现有的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当中，能够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亚洲区域提供融资支持的主要有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融资有超过40%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方面，其中17%用在了交通运输领域、16%用在了能源和采矿领域、11%用在供水领域等。但是，世界银行的贷款重点服务于全球的减贫工作，存在许多的限制性条件。另外由于资金有限，世界银行对亚洲地区的扶持力度十分有限，仅有大约1/3的贷款流向了亚洲地区而且资金流向分布很不均匀；亚洲开发银行的法定资本是1638亿美元，其贷款和救助着重于社会领域、扶贫开发以及能源环保等方面。虽然每年筹集资金的60%被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其中交通、通信占比为24%，能源占比27%，其他基础设施建设占比9%（黄梅波，2015），但这也远远不能满足亚洲地区每年8000亿美元投资额度的资金需求。

“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是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实现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互联互通，但是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亚洲国家无法独自承担，因此需要特定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为其提供资金。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印尼总统苏西洛举行会谈时提出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的倡议，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亚洲地区的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与亚投行的建立是相辅相成的：“一带一路”沿线的亚洲国家是亚投行具体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支持的重点和关键。亚投行的运行可以有效地支持中国制造业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一方面促进这些国家制造业实现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也可以优化中国的产业结构并促进制造业升级换代；亚投行的建立可以增强解决国际经济和国际金融治理失衡问题的可能性，也可为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结算主要货币并最终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奠定基础；亚投行的建立不仅可以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资金支持，还可以发挥多边合作的优势，为各成员国提供一个沟通协商的平台，减少政治协调成本，提高亚洲地区国家之间的政治凝聚力。

亚投行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按照多边开发银行的模式和原则运营，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据财政部网站显示，截止到2015年4月15日，有57个国家正式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其中亚洲34个，大洋洲2个，欧洲18个，非洲2个，南美洲1个[4]。2015年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以下简称《协定》）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财政部长楼继伟强调，各国签署《协定》后，还需经本国立法机构批准。年底之前，经合法数量的国家批准后，《协定》即告生效，亚投行正式成立。亚投行的法定股本为1000亿美元，初始法定股本分为实缴股本和待缴股本。实缴股本的票面总价值为200亿美元，待缴股本的票面总价值为800亿美元。目前总认缴股本为981.514亿美元，原因是个别国家未能足额认缴按照其GDP占比分配的法定股本。中方认缴额为297.804亿美元（占比30.34%），实缴59.561亿美元。按现有各创始成员的认缴股本计算，中国投票权占总投票权的26.06%。当然随着新成员的不断加入，中方和其他创始成员的股份和投票权比例均将被逐步稀释[5]。

众多非亚洲国家积极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特别是区域外发达国家的参加，可以显著的提高亚投行的资信等级，从而有利于放大资金的杠杆作用，提高可用资金的规模，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提供资金支持。亚投行的治理结构、组织安排以及运行机制等都还没有最终确立，这就给我们学习和借鉴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现有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丰富的建设、运行和管理经验提供了时间和空间。亚洲区域国家之间差异较大，为了更好的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保驾护航，亚投行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在学习借鉴亚开行等金融机构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具有科学性、规范性和透明性的专属银行。在融资支持方面，亚投行可以借鉴亚开行的运行经验。比如在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计划中，亚洲开发银行作为一个依托平台，联合了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伊斯兰发展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及世界银行共同为优先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建立了一个超国家的融资联盟。因此亚投行也可以联合其他可能的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具体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这一方面可以极大地减轻成员国的财政压力，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国家利益之间权衡的可能性。在管理体制方面，亚投行可以采用类似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方法，引进内部区域性体制，下设几个控股的子银行，以独立法人身份存在，形成“事业部”与区域性合作“子银行”相结合的模式。母银行对子银行相对控股或绝对控股，并为他们提供担保，而子银行则可以在整合相关国家资源和股东的基础上，对具体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行发债和投融资操作。在业务发展和运行机制方面，亚投行建立之后可以以东盟地区为起点，在中国南宁设立支持东盟发展的“中国东盟合作开发银行”，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指引下，最大限度的在这一地区开展业务，进行基础设施投资。这样一方面可以促进东盟国家的经济增长，强化东盟对亚洲经济的拉动作用；另一方面可以积累项目投资运营的经验，为以后扩展业务到亚洲的其他国家奠定坚实的基础，积极有效的促进亚洲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互联互通的实现。另外，亚投行也可以充分发挥平台协调作用，推动中国和亚洲区域的其他国家建立一系列双边合资的基础设施发展公司，然后亚投行再把资金一次性贷给平台公司，使之成为借款主体、实施主体和监管主体，形成贷款和建设皆为当地服务的模式。

亚投行由于其自身股权的多元化，可以体现“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合作理念，在一些多边项目或者较为敏感的项目中更容易为各方所接受，更适于参与推动重点项目的前期筹备和融资启动工作，因此我们要充分重视亚投行在“一带一路”建设融资中重要的支撑作用。

三、          充分认识国内政策性和商业性银行以及投资机构的基础作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目众多，在这些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不仅需要巨大的资金，而且需要有专门的海外项目投融资的知识和经验。

国内政策性银行的资金为政策性质，国家信用担保，并且本身资金实力雄厚，可以对大型、长期的项目提供融资服务。虽然政策性银行的境外服务网络不多，但是其合作代理行较多，因此可以通过信贷产品的发行为“一带一路”融资服务。如2014年中国进出口银行对“一带一路”周边29个国家累计贷款超过1200亿美元[6]，其中向巴基斯坦的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提供了约8亿美元融资支持，随后还将为其提供多达十亿美元的融资支持[7]，这可以有力的促进巴基斯坦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2014年，国家开发银行向“一带一路”周边29个国家累计贷款超过1200亿美元[8]，目前国家开发银行已与世界69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家区域、次区域金融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在中长期投融资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可以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有益支持。除了本身的项目贷款，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还应该积极的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走出去”，为企业开展对外投资提供贷款支持，帮助企业进行项目的建设融资。

商业银行的信用较好，筹资能力较强，对于“一带一路”中的一些大型项目可以采取银团贷款的方式为其提供融资服务，也可以利用自身境外网点众多，牌照比较齐全等优势，为“一带一路”各种项目和各个企业提供各种金融服务，如可以利用人民币发放境外贷款降低融资成本或者也可以在离岸市场开发新的避险产品，帮助境外企业降低汇兑风险。因此我们要积极发挥商业银行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的重要作用。2015年，中国银行将为“一带一路”相关项目提供不低于200亿美元的授信支持，而中国建设银行也已确立相关项目资金需求约2000亿元。[9]中国工商银行借助其境外网络优势，如今已经在“一带一路”沿线的18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20家分支机构，并与700多家银行建立了代理行关系，其在2014年支持的“一带一路”境外项目已达到73个，总金额达109亿美元，业务遍及33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且目前中国工商银行已经储备了131个“一带一路”的重大项目，支持项目投资额高达1588亿美元，涉及电力、交通、油气、矿产、电信、机械、园区建设、农业等行业，基本实现了对“走出去”重点行业的全面覆盖[10]。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中投”）是中国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在丝路基金首期资本金100亿美元中，中投出资15亿美元，超过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的出资额。中投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国家角色”，在全球资本布局、海外商业网络等多方面拥有独特优势，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积极发挥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重要作用。

另外，我们还要积极鼓励民间的投资机构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为“一带一路”建设添砖加瓦。目前中国最大的民营投资集团是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民投”），注册资本500亿元人民币，由中国59家知名的民营企业发起成立，参股股东均为大型民营企业。2015年3月27日，中民投宣布将带领数十家国内优势产业龙头民营企业，共同在印度尼西亚投资50亿美元建设中民投印尼产业园，且投资规模短期内将超过百亿美元，主要包括钢铁在内的水泥、镍矿、港口等四大产业项目，这是中民投贯彻落实“一带一路”国家倡议、践行企业国际化的最新举措[11]。民营企业在技术、管理、工艺等方面都具有比较大的优势，但是相比政府背景的银行和机构来说，抵御风险的能力较低，因此他们在选择投资项目时会事先对其进行详细的考察、论证，在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投资方案之后才会最终确定投资方案。这样就可以保证确定的项目在一定时间内基本上都能顺利完成，减少烂尾风险，可以有效的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我们应该摒弃以往参与跨国基础设施援助项目和部分工程承包项目中“政府主导”的观念，以更加“市场化”的运作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因此要鼓励民间资本参与“一带一路”信贷项目，加快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步伐，创新公私合营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简称PPP模式）。通过PPP模式既可以在不过度增加财政负担和不加税的情况下改善一国基础设施建设并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也可以有效的“撬动”私营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所以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涉及到的能源、水和污水处理、运输和通讯等部门可充分发挥PPP模式的作用。

综上所述，助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各个资金提供机构之间不是各自为战、相互竞争的关系，而是相互合作、协同发展的关系。为了推进项目融资的有效进行，我们要形成多方联动的融资机制。“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一般项目都需要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相配合，在充分发挥丝路基金的引导作用的基础上，由丝路基金联合其他投资机构比如亚投行共同投资股权，中投也可以附加参与一部分股权投资，启动一些本来因缺少资本金而难于获得贷款的项目，然后由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跟进发放贷款，由商业银行为项目参与企业提供银行业务，积极引进民间资本参与项目建设，多方联动，共同促进项目实施，有力的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