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春明

（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18年以来，美国频频发起了对来自中国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的事端，中国方面也一一进行了相应的反制，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也由贸易摩擦逐步升级为贸易战的状态。美国发起贸易事端的主要理由之一，是指责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过大，从而损害了美国的国内利益。从表面上来看，似乎确实是这样，但从真正能反映实际贸易利益的增加值贸易角度来看，事实却并非如此。本文即从增加值贸易的角度来探究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的真相，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来对这种分配的成因做一些分析，从而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当今的中美经贸关系及其走向提供一种有益的参考。

一、中美贸易利益分配不均衡的现象揭示

目前，国际分工已进入了工序分工时代（Grossman & Rossi-Hansberg，2008）。在工序分工与贸易模式下，跨国公司利用东道国要素进行生产时，还从母国或其他国家进口中间产品，一种产品的价值组成中包含了多个国家多种要素价值，产品生产不再完全是单一国家国内生产要素的函数，生产出的产品既可以在东道国销售，也可以返销母国或出口至第三国，贸易利益不再由生产国的政府和企业独享，提供生产要素和中间产品的国家和企业也参与到利益分配中来，导致贸易利益分配主体多元化和复杂化。

因此，要真实了解中美之间的贸易利益分配情形，我们就不能局限于传统的原产地和总值贸易统计方法来核算重复跨境贸易量以及贸易利益归属，因为这不仅会引起大量的统计误差，而且会造成严重的利益分属错配。这就有必要从增加值贸易的角度来分析中美之间的贸易利益分配问题，从而还原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的真实情形。

增加值贸易（value-added trade），意指直接或间接包含在另一国最终消费中的一国价值增值。通俗来说，就是指一国出口贸易总值中的国内增值部分，用来反映一国从全球产业价值链中获得的份额及贸易的收益水平和真实利润。

由于产品内贸易主要发生在制造业部门，因此我们选取了2000-2013年中国八大制造业部门对美国贸易的有关数据，来分析工序分工条件下中美贸易的利益问题（熊珍琴和赵春明，2016）。这八大制造业部门一方面依据联合国的国际贸易商品分类（SITC）与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的对照表来选取，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它们在中国出口贸易中的重要性。通过计算，2000-2013年中国八大制造业对美国出口贸易的附加值结果如下（见表1）：

表 1  2000-2013年中国八大制造业对美国出口贸易附加值（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依据中国统计局网站、《中国企业年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有关数据整理并计算得到。          

从表1中可以看到，在过去十多年间, 中国八大制造业部门对美国出口额从2000年的520.99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3684.06亿美元，增长了近7倍；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对美国出口贸易附加值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从2000年的198.28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1684.97亿美元，增长了8.5倍，出口贸易附加值与出口增长同方向变化，说明随着中美贸易的大幅增长，中国从中获得的静态贸易利益总量也在提升，而且出口规模的扩大也给中国带来了贸易利得的增长。从中国制造业对美国出口附加值指数（代表向美国每出口一单位商品带来的附加值）来说，2000年制造业的出口附加值指数为38.1%，2005年为42.8%，2010年为44.0%，2013年为45.7%,出口附加值指数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说明中国制造业对美国出口，不但在出口绝对规模上有所扩大，而且附加值比重也呈上升趋势，表现为中国在对输美商品的单位出口中，中国获得的增值越来越多，中国在长期内获取的静态贸易利益有所改善。

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对中美双边贸易价值增值进行分解的话，情形就有所变化。借鉴王岚、盛斌（2014）关于增加值贸易的研究方法，以三国模型为基准，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的价值增值分解如表2所示：

表 2  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的价值增值分解（单位：%）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局网站、《中国企业年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有关数据整理并计算得到。

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价值增值上呈现出以下特点：（1）国内价值增值在整体上呈现明显递减的变化趋势。2000年，国内价值增值占比为62.23%，2013年国内价值增值占比减少为52.65%，减少了9.58%。这一变化趋势表明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商品中，表面上来看中国的总值贸易和贸易差额是增加的，但中国成分的获利能力却趋于下降。（2）境外成分占比在整体上呈上升趋势。2000年境外成分占比为13.02%，到2013年，境外成分占比上升到18.01%，提高了近5个百分点。这表明随着全球垂直分工的不断加强，中美贸易中体现着越来越多的国际化元素，越来越多的国家卷入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形成中，表明经济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日益增强，中美贸易利益分配主体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多方国家参与到中美贸易利益的分配中来。（3）在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产品中，美国价值增值占据比重越来越大，2000年其占比为1.35%，到2013年，其占比上升到2.33%。这说明，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中，美国从中获利的能力已变得越来越强。

通过同样的计算，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价值增值分解则如表3所示：

表3  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的价值增值分解（单位：%）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局网站、《中国企业年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有关数据整理并计算得到。

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出：（1）美国国内价值增值在整体上呈现出明显递增的变化趋势。2000年，美国国内价值增值占比为55.66%，2013年就增加到62.87%，增加了7.21%。这表明美国企业对中国的商品出口获利能力日益增强。（2）境外成分占比在整体上也呈上升趋势。2000年境外成分占比为8.01%，到2013年境外成分占比上升到11.62%，提高了3.61%。这表明随着全球垂直化分工的不断加强，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了贸易利益的分配。（3）在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出口中，中国价值增值占比也在日益增加，2000年其占比为0.38%，到2013年，中国价值增值占比上升到1.34%。这一比重虽有所增加，但依然微乎其微，说明中国在美国出口中国商品价值增值上总体依然较弱。

由上可见，通过中美双方贸易的价值增值及其解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第一，从总体来看，改革开放后中美贸易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中国在双边贸易的发展中获得了一定的利益，这是中国积极开展对美贸易的重要基础。

第二，在工序分工与贸易格局下，中美贸易顺差流向与贸易获益并不同向，并且出现了很大的反差。由于美国主要从事产业价值链中附加值往往较高的研发、设计、营销和服务等环节，而中国主要参与技术含量较低、附加值也较的加工、组装等生产环节，因此，中美之间的贸易利益分配存在明显的不均衡现象。虽然中国国际收支账面上显示为对美贸易顺差，但实际上中国并未从中美贸易中获得人们想象中的那么丰厚的贸易利益；美国虽然国际收支账面上显示为对中贸易逆差，但实际上却从中美贸易中获得了丰厚的贸易利益。

第三，应辩证看待中美贸易中出现的顺差与逆差。一方面，中国对美存在的大量贸易顺差并不一定是件好事，因为中国并没有从中获得巨额顺差所包含的全部贸易利益，相反还容易引起贸易摩擦；另一方面，美国巨大的贸易逆差也不一定是件坏事，这使它可以获得廉价的工业制成品，保持国内物价的稳定和居民的消费水平，同时还可以获得逆差背后大量的投资收益和贸易利益，从而无论是自中国进口还是对中国出口，美国企业的获利能力都呈现出明显递增的变化趋势。

最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00-2013年，在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的过程中，中国本土企业的获利能力呈现出了递减的变化趋势，这表明中美贸易利益分配格局仍然在向着有利于美国而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二、中美贸易利益分配不均衡的马克思主义解释

（一）增加值贸易是观察和认识中美贸易利益分配不均衡的重要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国家形成的社会分工是开展国际分工的基础，一个国家创造的国民价值是形成国际价值的基础。在传统的总值贸易体系中，一国创造的国民价值往往得不到真实和完整的体现，这在中美之间的贸易交往与利益分配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当今世界经济中，加工贸易是发展中国家参与产品内分工的外在形式，也是中国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主要方式。在中美贸易尤其是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贸易中，长期以来加工贸易方式占了很高的比例，比如1996-2007年期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贸易中加工贸易方式的比例高达92.07%-96.61%。近些年虽有一些调整和下降，但加工贸易偏高的总体格局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在加工贸易条件下，贸易顺差的归属和贸易利益的流向可能存在两种情形：如果从事加工贸易的是本土企业，则贸易顺差的属地与贸易利益的归属在贸易统计额上显示是一致的；如果从事加工贸易的是外资企业，则贸易顺差在贸易统计上归属在出口国，而贸易利益又主要归属于外资企业，贸易顺差在统计上的属地与贸易利益在统计上的归属存在着不一致的现象。对中国而言，从事加工贸易的又往往是外资企业，这样，外资企业拿走了贸易利益，而中国作为东道国在加工贸易中获得的附加值却很少，但是贸易顺差却归集在中国，包括美国跨国公司在内的外资企业在获取实际贸易利益的同时，却将名义贸易顺差留给了中国，造成了“顺差在中国，利润在美国”的利益错配格局。

可见，工序分工条件下的对外贸易顺差不再是最终产品出口国某产业或者产品比较优势的经济体现。跨国公司以FDI为载体，向中国进行产业国际转移，由此产生的货物贸易流向变化是中国贸易顺差集聚的直接原因。在工序分工、多国要素参与合作生产的条件下，资金流和产权归属不一定完全重合。如果只看到国际收支统计数字，不问利益归属就断定中国从巨额的贸易顺差中获得了很多的贸易利益，势必夸大中美两国的贸易失衡程度，误判贸易利益流向。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考察增加值贸易，将该国出口产品总值减去出口中的国外生产成分，回归到真实的国民价值和国际价值当中，才能揭示中美贸易之间的实际贸易利益分配格局，为我们认清中美贸易利益分配过程中的不均衡现象提供坚实的基础。

（二）劳动生产率与劳动强度的差异是造成中美贸易利益分配不均衡的根本性原因

马克思主义认为，影响一个国家商品国际价值的最重要因素是劳动生产率与劳动强度的不同，因为“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而这又表现为更多的货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14页）在中美贸易的格局中，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明显要高于中国。至于劳动强度，美国工人的劳动时间表面上看比中国要短一些，但由于他们从事的更多的是复杂性劳动，加上他们长期和大量的人力资本投入，因此总体上仍然可以认定美国工人的劳动强度要高于中国。此外，“只要生产效率较高的国家没有因竞争而被迫把它们商品的出售价格降低到和商品的价值相等的程度，生产效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也被算做强度较大的劳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14页）

由于中美之间有相当一部分的贸易属于中间品贸易，因此，我们可以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在理论上探讨一下中美之间中间品贸易的结构失衡与利益失衡问题。

由于不同工序的分割和集聚，使得美国逐步将用于低技术部门的要素转向高技术部门，进口低技术中间品而专注于高技术中间品的生产。尽管短期内低技术劳动向高技术劳动的转移会有转移门槛，并伴随较高的转移成本，甚至会有失业，但从长期来看，这种阵痛显然会提升本国的劳动力素质，确立并强化其技术密集型工序的优势，优化贸易结构。而中国或许会因短期承接美国低技术工序外包和中间品贸易，带动国内相关低技术劳动的就业，改善福利水平；但这种不可持续的贸易增长方式，必然会恶化国内的贸易条件，使其陷入价值链“低端锁定”的怪圈。

对于中间品贸易利益分配的考量，出口最终产品的国别归属已不再重要，而较为关键的是各国在该产品生产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为此，我们可以在Baldwin（2011）关于全球价值链二次拆分的相关研究基础上，以边际成本（MC）度量生产率的异质性，其中生产单位产品的边际成本越高其相对生产率水平就越低（MC曲线越靠近右上方）；同时以P1、P2分别表示中间品国内销售和净出口的价格水平，那么通过边际成本曲线与不同价格水平线的位置比较便可确定中间品的生产和贸易决策（图1）。

对于技术密集型的美国而言，尽管其可能在生产高技术工序和低技术工序上均具有较高的生产率水平，但出于工序的要素密集度和附加值的不同，其生产高技术工序的比较优势会更为明显。基于图1初始边际成本曲线（MC1）的分析同样发现，在对生产率要求较高的工序[0，a0]环节，美国的边际成本低于中间品出口的门槛价格水平P2*，此时可自由选择国内生产并出口或国内销售其中间产品；而在[a0，a1]环节，低于中间品出口所需的生产率水平但高于国内生产销售的门槛价格P1*，那么在该边际成本条件下，选择国内生产和国内销售中间品是有利可图的；当处于工序区段[a1，a2]时，边际成本相对较高，与高技术环节相比明显不具备比较优势，此时从中国进口中间品将是明智的选择。而劳动密集型的中国的生产和贸易选择则恰好与此互补，在生产率要求高的[0，a0]环节不具备比较优势，会选择进口中间品；而在生产率要求较低但对低技能劳动需求较多的[a1，a2]环节，会选择国内生产并出口；在中间区段则会选择在各自国内生产和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