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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双双、卢锋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18年上半年,中美经贸摩擦迅速升级,双方一度关系紧张甚至呈现贸易战一触即发之势。虽然经过双方三轮谈判,紧张态势有所缓和,然而双方经贸争端尚未定论,节外生枝风险犹存。尽管特朗普竞选之时即表示对华经贸强硬立场,并在上任初年对中国多有指责,然而去年中美经贸关系总体而言虽有波折,但也大体平稳。中美双方在今年春季经贸摩擦迅速升级超出众人预期。然而这一超预期现象却是美国全面调整对华经贸政策的必然结果,是美国在自身相对经济实力下降、国内结构性矛盾难以解决、总统中期选举等长短期问题累积叠加背景下作出的因应反应。中美经贸关系前景取决于上述影响因素变化情况以及中美双方努力方向。美国自身长期问题难以短期消除,决定中美经贸争端也非能在短期内解决。维持中美关系稳定,通过内外兼修政策缓和中美经贸摩擦是中方努力方向。
本文首先梳理特朗普执政一年多以来中美双边经贸关系演变历程,为理解当下经贸争端提供必要背景认识,接着分析美国调整对华经贸政策的典型特征。第三部分全面分析中美始料不及经贸摩擦升级的经济和政治逻辑。第四部分对中美双边经贸关系未来趋势做出判断,结尾部分得提出政策性建议。
一、特朗普执政以来中美经贸关系演变过程
虽然特朗普入主白宫才一年多,但是其上任以来中美经贸关系却经过了多个阶段跌宕起伏变化。特朗普竞选时即宣称若其当选,将对进口自中国产品全面征收45%高额惩罚性关税,并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虽然当时有研究认为特朗普对华强硬表态只是竞选口号,付诸实践存在制度约束,然而其上任后随即推出《2016年中国履行世贸组织承诺情况报告》与《2017年总统贸易政策议程及2016年美国总统关于贸易协议项目的年度报告》(以下简称《2017年贸易政策报告》)两个重要报告,指责中国未履行入世承诺,抱怨当前全球贸易体制有利于中国却有损于美国,布局对华经贸政策调整,为中美经贸关系蒙上阴霾。
本着“和则双赢,斗则双输”的大局意识,虽然美方变脸,但中方做出积极努力,维持双边关系稳定。去年4月中美两国领导人成功实现会晤,宣布在全面经济对话机制框架下,双方将围绕贸易领域合作展开为期100天的谈判,以平衡中美贸易。5月上旬,中方公布《中美经济合作百日计划早期收获》,详列了双方达成的十项共识。在百日计划得到顺利执行后,中美两国经贸关系曾出现阶段性升温,以至中美两国领导人在7月上旬G20汉堡峰会上会见时还谈到适时开启一年合作计划。
虽然4月会晤以后形势好转,然而7月下旬中美经贸关系即转入低迷。被寄予厚望的中美首轮“全面经济对话”在7月19日结束后,双方未发布任何成果清单。8月中旬特朗普即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中国启动301调查。10月30日美国商务部发布报告,明确否定中国市场经济地位。11月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双方签订2500多亿美元贸易投资大单,然而在飞离北京同日特朗普即在越南APEC峰会上批评中国进行不公平贸易。特朗普访华结束一周后,美国国会特设组织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发布报告,主张加强对中国企业在美投资与并购的监管。
虽然去年中美关系一波三折,然而总体平稳。今年春季开始,中美经贸关系急转直下,经贸摩擦在短期内迅速升级。先是3月8日,特朗普签署232调查公告,决定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全面征税。但是对加拿大、墨西哥、欧盟等盟友国家进行了临时豁免,暂时针对中国意味明显。接着在3月22日,特朗普签署301调查总统备忘录,公布对中国301调查初步裁决决定。在中国先后做出拟对约30亿美元和500亿美元自美进口产品加征关税的报复声明后,特朗普发表声明,表示将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考虑征收1000亿美元额外关税。对此,中方表示如果美方公布新增征税产品清单,中国将毫不犹豫、立刻进行反击。301调查制裁尚未落地,4月下旬美国打出组合拳,激活中兴7年出口禁令,并研究动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限制中国在美涉及敏感科技行业的投资,导致双边经贸关系紧张程度继续提升。在美宣布激活中兴禁令次日,中国做出反击,准备对美进口高粱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
中美双方虽剑拔弩张,但是双方利益诉求不在打贸易战,因此5月初双方开始接触磋商,中美经贸摩擦转入谈判求解阶段。5月4日美国代表来京进行第一轮中美双边贸易谈判,双方未能就核心问题达成共识。5月17日,中方代表赴美参加第二轮谈判,并于5月19日发表双边经贸关系联合声明,达成“减少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增加美国农产品和能源出口”、“增加制造业产品和服务贸易领域贸易”、“重视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双向投资”、“保持高层沟通”等六方面共识。
然而当中美经贸争端理应和解,贸易战风险本该解除之时,美国出尔反尔,中美经贸争端解决节外生枝。5月29日,白宫发布声明将于6月15日对500亿美元进口自中国商品征税关税,同日白宫表示将缩短到美国攻读机器人、航空航天和高科技制造等专业中国留学生签证有效期。对于美方突然转变态度,中国官方发表声明,表达强烈不满。6月2日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抵京,进行第三轮中美贸易磋商,双方未再发表联合声明,意味或将有进一步磋商。
二、美国对华当前经贸政策特征
特朗普调整对华经贸政策主要是服务其“美国优先”战略目标,通过全面布局,又有所侧重地接续出招,不断向中国施压,以迫使中国做出适应美国需求的让步和调整。特朗普当前对华经贸政策具备四个方面特征。
一是全面布局,系统调整。一方面,特朗普通过国家层面系列战略报告全面布局对外经贸政策调整,并将对华政策调整作为其对外经贸政策调整的重要部分。美国《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通过将经济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高度,从美国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角度,将美国对外经贸政策作出系统调整。而《2017年贸易政策报告》则专门对特朗普政府在贸易方面部署了四大任务,包括:严格执行美国贸易法规;动用全部手段鼓励其他国家向美国开放市场;保护知识产权;谈判更好的贸易协定。另一方面,特朗普从政治经济军事整体调整对华政策,对华经贸政策调整是其对华政策全面调整的重要部分。美国《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称中国为修正主义,认为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与美国竞争,并利用技术和信息加速这些竞争”。在这种认识下,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全面调整对华政策,并将经济与政治挂钩,将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等同,并将对华经贸政策调整作为其全面对华政策调整的重要一环。
二是软硬兼施,故伎重演。特朗普一方面通过总统备忘录、APEC演讲等方式高调指责中国贸易行为不公正,要通过加征关税、限制投资等方式制裁中国,另一方面推特示好,表达对中国的理解,对中国领导人的友谊。特朗普在APEC演讲中表示中国的不公平贸易造成了美国的贸易赤字,是不能接受的。在中国开出500亿美元关税清单报复美国301调查之后,特朗普表示要加征1000亿美元关税。但是三天之后又突然发推特表达与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友谊,并表示“两国都会有美好的未来”。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将特别保障措施、301调查、232调查等已搁置多年的贸易调查政策激活,并重提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故技重施,多方面施压中国。
三是在知识产权、技术转移方面限制中国,防止中国在技术方面赶超。不同于过去的贸易摩擦主要是针对倾销、补贴等价格竞争,美国对华经贸方面限制已经扩大和提升到技术层面。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表示,“中国制造2025的十大关键领域,都将被列为关税政策重点关照对象……保持美国的技术优势是美国经济的未来”。《2017年贸易政策报告》强调“就知识产权而言,特朗普政府将实施充分而有效的美国知识产权保护与执法。”美国《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表示“美国必须保持在研究和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并保护我们经济免受不公平地获得我们知识产权的竞争对手的影响。”美国在其国安报告中指责中国窃取其知识产权,并利用美国的技术创新与美国展开政治、经济、军事竞争。因此,美国在对抗中国不公平经贸行为的同时,需要保护美国知识产权,并限制对其敏感技术的收购。在报告指导下,美国对中国发起301调查,并决定通过四方面政策对中国知识产权、美国企业对华技术转移进行限制。
四是特朗普总统对华政策看似反复无常,实则岿然未动。特朗普对华经贸政策表面看来反复无常,出尔反尔,实则其从未改变其既定对华政策,中方的短期让步和让利来者不拒,也会从推特上表达一下友好,但是并不意味着特朗普对华强硬态度发生根本改变。特朗普曾经自我评价道“我经商的风格是简练和直截了当。我的起点很高,然后就一直努力下去,直到得到所追求的东西。虽然,有时候得到的比追求的要少,但更多的时候,我能够得到所追求的。”“我依靠灵活性来保护自己。” 他这种经商的风格也延续到了执政中,通过灵活的手段达成自己的目标。由于不计较手段,只在意结果,有别于政治家的一贯作风,所以给人的表象是反复无常,其实他要求中国让步,以美国利益优先的目标从一而终,只要认为目标尚未达成,难免会继续“折腾”,不在乎争议,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做事总有点儿与众不同,我不在乎有争议”。
三、中美经贸摩擦升级的经济政治逻辑
中美双边经贸关系出现摩擦并不是特朗普时期的独有现象。但是不同以往的是,过去中美经贸摩擦主要是美国经济下行时期,美国总统将对华强硬作为转移注意力的政治经济牌。但是特朗普则是在美国经济向好时期对华强硬,并且表现出一种全面摊牌的阵势。看似特朗普不按套路出牌,但是深究个中缘由,则有着长期与短期因素叠加造成的必然性。
1.新兴贸易大国与守成贸易大国之间贸易摩擦增加是合历史规律现象
从近现代全球贸易历史角度看,如果以出口全球占比为衡量指标,全球贸易中心发生了三次转移,第一次是由荷兰转移到英国,第二次是由英国转移到美国,第三次是从美国转移到中国,第三次贸易中心转移正在发生之中。在贸易中心转移过程中,原贸易中心与新贸易中心之间经贸摩擦难免会加剧。在美国成为新的贸易中心后,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面临来自德国和日本的压力。这段时期美日、美德贸易摩擦严重。新世纪以来,中国出口贸易迅速增长,从2007年开始超过美国成为最大出口国。与此相伴,中国也成为世界上遭遇贸易摩擦最严重的国家。特朗普调整对华经贸政策,向中国发起更多贸易争端与中国出口全球占比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新的出口贸易中心的历史背景有着必然联系。
2.中美相对经济实力变化引起美国忧虑
中美相对经济实力变化引起美国焦虑情绪,并通过调整对华经贸政策,限制中国经济与技术追赶,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二战之后美国是世界上绝对强国,经济实力全球最强,并且与其他国家拉开巨大差距。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美国经济实力出现相对下降,而中国伴随改革开放经济开始起飞并保持数十年强劲增长,经济实力实现快速追赶。虽然从经济总量和人均产出等诸多方面中国与美国仍存在不小差距,但是在特定方面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比如,从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看,在2007年之前美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中国之上,2007年之后二者互换;从工业增加值看,中国工业增加值在2009年超过美国;此外,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全球占比也在2009年超过了美国。
图2中美工业增加值(10亿美元)
数据来源:美国数据来自BEA,中国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图2中美工业增加值(10亿美元)
数据来源:美国数据来自BEA,中国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图3 中美制造业增加值全球占比
数据来源:UN Statistics
3.全球价值链放大中美贸易失衡
美国通过全球价值链转移国内生产加工环节以及中国承接美国产业转移放大了中美贸易逆差。中美贸易逆差过大是特朗普指责中国,并通过贸易制裁等方式强力施压中国的重要口实。根据中方统计,2017年中美贸易逆差2801亿美元,同比增幅11.2%,根据美方数据,则为3740亿美元,增幅为9.3%。在出口美国产品是通过全球价值链生产完成情况下,海关进出口数据存在中美贸易失衡放大效应。据中国商务部估计,如果按照全球价值链角度,中美贸易逆差大约是美方统计数据的一半左右。根据中国科学院的测算,2010-2013年,以增加值测算的中美贸易逆差比直接计算的要低50%左右。虽然从全球价值链角度计算中美贸易逆差更能反映真实情况,然而特朗普根据由海关数据得出的逆差数据认为中国借助加入WTO和不遵守规则占尽美国开放体制便宜,并希望通过对华强硬,让中国做出缩减美国贸易逆差的承诺和努力。
4.美国国内结构性问题难以解决而转向民粹主义政策取向
美国国内移民、难民问题、收入差距问题、产业结构性衰退导致的结构性失业等结构性问题难以解决,导致“太多的美国人失去了对政府的信任、对未来的信念、对我们价值观的信心。”而美国政府在这种背景下则倾向于将问题引向外族和国外,认为上述问题是其他国家和民族造成的,借助于民粹主义转移公众注意力,挽救公众信任。美国国安报告中提到“不平等贸易往来削弱了我们的经济,导致我们的工作岗位流向海外。与我们的盟友之间不公平的分担以及对国防的投入不足加剧了敌方的威胁。”既然美国经济的削弱、失业问题是不平等贸易造成的,那么自然地,美国的对策就是建立平等公平的贸易,“美国将不再容忍经济侵略或不公平的贸易往来。”美国需要通过对外强硬,美国优先的对外经贸政策,来解决国内的结构性问题,并且捍卫美国的价值观,巩固美国的立国基础。
5.美国国内政治压力
今年11月将迎来美国两年一次中期选举,然而由于特朗普个人行事作风问题、通俄门事件导致其民调满意度较低。2018年1月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Quinnipiac University)所做民调结果显示,对特朗普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整体支持率只有36%,然而66%的选民认为经济表现“优秀”或“良好”。此外,特朗普的支持者主要集中在锈带地区(rust-belt states)。这部分选民大部分是从事制造业的蓝领工人,对中国在贸易政策上强硬符合其利益诉求。另外,特朗普的减税政策主要有利于高收入者,对锈带地区低收入者获益很少,因此特朗普面临来自基本盘选民的压力。在上述形势下,特朗普希望继续对中国贸易政策强势在个人民调上得分。
6.特朗普个人和团队特质
特朗普在贸易政策方面一贯坚持保护主义立场。1987年他就曾在《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做广告,尖锐批评日本维护封闭体制同时利用美国市场开放导致美国巨额贸易逆差。其次,商人出身的特朗普总统自信、强硬又信奉利益优先原则。他在《交易的艺术》一书中多有对自身这方面特质的描写,他说“虽然有时候得到的比追求的要少,但更多的时候,我能够得到所追求的。”并表示“我从父亲那里学到,棘手的生意要强硬”,“一旦有人想恶劣地或不公平地对待我,或想占我的便宜,我的一贯态度是毫无保留地给予有力的反击”。而这种行事作风也延续到了他实施对外贸易政策上,直言不讳地表示要保护美国利益,要实行对等贸易,绝不容忍谁不守规矩,占美国便宜。在个人偏好下,特朗普组建的团队也是一个强硬的贸易保护主义团队。例如,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是非常激进的贸易保护主义者,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彼得·纳瓦罗是著名的对华鹰派学者。
四、中美经贸关系未来走势
中美贸易争端尚未定论,双边磋商还会继续,即使达成暂时协议,也不能就此断定双方问题已彻底和平解决。双方经贸问题未来走势取决于前述几方面因素是否发生根本性改变,以及双方未来的谈判努力。美国国内中期选举等短期因素,只会导致中美关系暂时性或周期性紧张,是短暂的波动性因素。特朗普的个人特质只存在于其任内,其卸任后,其影响也将不复存在。然而由于中美经济实力相对变化、美对华贸易逆差、美国国内结构性矛盾等因素并非在短期内能解决,在特朗普任内甚至其卸任后的中长期,中美经贸关系依然难免会有摩擦。
首先,中美经济实力相对变化和美对华贸易逆差是双边甚至全球因素造成的,并非任何一方所能左右和简单解决。虽然目前美国经济在宏观刺激政策下表现强劲,但是随着其货币宽松政策退出,财政赤字压力飙升,以及经济已经达到充分就业状态,进一步增长空间有限,且不具备长期持续强劲增长基础。中国经济虽然已经进入降速换挡的新常态,但是增速依然远高于美国,两国经济总量差距不断缩小是必然趋势。此外,美对华贸易逆差的存在与双方比较优势、产业结构、全球价值链均密切相关,并非中国单方面主观故意造成,也并非一纸协议就能简单解决。另外,美国当前实施超宽松财政政策和渐进性加息,刺激美元走强,会造成美国商品相对竞争力下降,出口下降,进而会造成其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
其次,美国国内结构性矛盾在短期难以解决,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虽然美国经济增长强劲,然而国内贫富差距拉大、难民、移民问题叠加。美国将国内结构性矛盾归咎于全球化,指责是中国抢走了美国工人的工作,并希望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减税等政策,吸引制造业回国,解决国内矛盾。然而由于搞错方向,并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是美国国内企业主动参与。换言之,美国工人的工作是美国企业家主动转移出来,而非他国抢走的。美国蓝领工人失业是美国主动寻求产业升级的必然结果。目前美国通过民粹主义转移国内矛盾,不但不会解决问题,反而会南辕北辙。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美国国内企业并不会转向这些产品的生产,而是会转向进口其他国家更高价的产品,反而会导致美国国内消费者,特别是低收入阶层面临更高的生活成本,更糟糕的处境。
中美贸易摩擦尚未定论,白宫声明让双方解决争端徒增变数。但双方利益诉求不在打贸易战,因此中美谈判会继续进行。未来中美经贸关系可能有三种前景。第一种是通过谈判双方互相让步并达成全面和解。这种可能性前提是双方都顾全大局,避免贸易战的双输结局并以保持和谐稳定的双边关系为重。第二种是谈判破裂,贸易摩擦持续甚至升级。一种极端的情况是双方都坚持原来的要价,互不相让,导致谈判破裂,并且都将之前的威胁付诸实践,甚至推出新的报复政策,导致贸易摩擦升级。第三种可能是双方达成部分谈判,美方后续继续要价。中美双方可能会首先就一些双方最关系的核心问题首先进行谈判,达成部分和解,先暂时缓和住双边关系。但是后续美方还会继续通过各种动作,提出新的要价。目前来看,第三种可能性最大。中美贸易逆差不可能在短期内单方面降低,中国继续追赶的状况也不会改变。未来中美经贸关系难免继续面临摩擦与颠簸。
五、中国的应对政策
特朗普对华经贸政策的强硬化调整及其变化无常的“反复折腾”为双边关系和我国外部发展环境带来了很大不确定性。面对特朗普的强硬态度,我们始终坚持以和为贵,但是也不怕打贸易战的不卑不亢立场。稳定是我们最大的利益。争取达成和解能为双方都赢得宝贵的和平发展环境。虽然未来难以避免会有摩擦与颠簸,但是维持中美关系稳定,通过内外兼修政策缓和中美经贸摩擦是中方努力方向。
第一,积极进行谈判回旋,谈判中避“虚”就“实”。尽管美国提出了诸多要价,但是其实是虚实结合的。在继续的谈判中要适当考虑满足其“实”的要价,避开其“虚”的要价。同时,进行务实的磋商,将双方真正关心的问题,都拿到谈判桌上来谈,避免进行务虚的消耗战,避开出尔反尔的“反复折腾”。
第二,积极继续深化扩大开放。美国通过301调查等贸易保护手段限制中国技术追赶,近日欧盟也就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问题向WTO起诉中国。在中国从欧美获得先进技术受阻情况下,需要通过对其他国家更加开放,扩大获取先进技术渠道。
第三,积极深化改革,在维护权益同时,承认自身在国内改革方面不足,积极通过改革谋求发展。美国在经贸方面发难中国,除去经济和政治利益考虑,也有对中国经济体制存在认知偏差方面原因,而我们在一些领域改革尚未完成是造成这种认知偏差的原因之一,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要素价格市场化、土地制度、金融市场等各方面改革,在巩固经济稳定持续发展基础同时,减少贸易摩擦体制因素,提高应对贸易摩擦能力。
第四,保护知识产权,支持本国创新产业发展。我们要建设创新型国家,虽然不需要实现全部技术的自主创新,但是从中兴事件得到启示,有些关键技术必须要实现自主化,以免在特殊情况下受制于人。要激励本土自主创新,必须将保护知识产权落到实处,通过政府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支持科研成果转化、提高科研人员待遇,激发企业和科研人员创新活力,营造自主创新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