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挑起贸易战的动机

虽然世界上所有的执政者都知道国际贸易可以实现共赢，但在具体的时空背景下，每一次有人挑起贸易战都会有其充足且合理的动机。总的来看，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各国挑起贸易战的动机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类：

第一，国内选举政治的需要。在普选制国家，持有关键选票选民在国际贸易中的获利减少甚至利益受损，就会激励该国政府挑起对外贸易战。以美国此次针对中国、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其主要贸易伙伴均挑起贸易战为例，这在本质上就是一场为美国今年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服务的政治竞选策略。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将改选全部众议员和1/3的参议员，此次中期选举中共和党是否能保住参众两院多数席位，对特朗普剩余任期内的执政效率和是否能够连任下一任总统都至关重要，因此特朗普急于向其选民兑现其在竞选中提出的“美国优先”承诺，甚至不惜向中国及其传统盟友同时发起贸易战，以显示其执政能力。在美国特殊的选举制度下，传统的蓝色州（加州、纽约州等）和红色州（如德州、密西西比州等）的选票基本稳定，民主共和两党的争夺主要集中于五大湖区的关键摇摆州（如宾州、威斯康辛州、密歇根州等）。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正是被这些关键摇摆州的中低收入阶层抬上总统宝座，因此，在此次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才会通过发动贸易战的方式，宣称自己将会让制造业企业重回美国，以再次拉拢摇摆州（也正是美国传统制造业衰退的“铁锈州”）在美国低端制造业企业外迁过程中大量失业选民的关键选票。由此来看，此次美国挑起的面向其所有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大战，可能会在年底中期选举后出现转折，在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政府没有足够的动机在贸易战上对外让步。

第二，转移国内经济压力或实现其他地缘战略目标的需要。从贸易势力上看，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强国可以凭借经济、科技甚至是武力强权划分更大份额的贸易利益。因此，强国在面临国内经济发展困难时，会通过挑起对外贸易战将国内经济压力转嫁给贸易伙伴；强国也可能会为实现某些地缘战略上的目标，以贸易战胁迫弱国达成妥协。以美国为例，在2008年源自美国的“次贷危机”蔓延至全球之后，奥巴马政府就提出了“自由且公平贸易（Free but Fair Trade）”的口号，随后美国国会也通过了《汇率改革与公平贸易法案》，美国对外贸易政策转向保护主义，开始通过增加“双反调查”的规模和频率等手段将经济下行压力转嫁给贸易伙伴。此外，美国作为“世界警察”，常年以贸易制裁作为打击存在利益冲突的弱国的重要战略手段。俄罗斯、伊朗、朝鲜、古巴、委内瑞拉等都曾长期遭受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共同实施的贸易禁运或贸易制裁措施。

第三，巩固经济霸权的需要。美国为稳固自身经济体量世界第一的位置，需要针对经济体量可能超越自身的国家进行贸易打击。为此，美国在20世纪下半叶与苏联之间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贸易封锁和制裁，并最终成功瓦解了苏联经济；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又挑起与日本之间的贸易战，让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从此再无法威胁美国在经济上的绝对领先优势。目前，中国是本世纪内在经济体量上最有可能超越美国的国家，美国此时发起对华贸易战，并且在征税清单上特别针对中国高端制造业产品，显然是意图在中国身上重演苏联和日本的戏份，以贸易战消除中国在经济上赶超美国的可能性。由此来看，只要中国经济依旧保持稳健的成长趋势，美国对中国的贸易、经济和地缘战略等方面的各种打压就不会停止，中美贸易战可能将长期存在。

四、中国应对此次中美贸易战的对策

中美贸易战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核心外部威胁，如何降低此次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冲击，并促使中美贸易关系回到正常轨道，是中国急需解决的重大难题。本文认为中国应该综合采取以下三个方面的策略，来应对此次中美贸易战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

第一，中美双方在贸易利益和贸易政策的核心目标上存在不可协调的直接冲突，寄希望于以中美双边贸易谈判的方式来消弭此次贸易战的想法可能难以实现，在对美直接贸易谈判中，中方应以缓和矛盾，避免中美贸易战的范围和规模扩大为主要任务。

在当前的中美双边贸易分工关系中，美国凭借科技人才和资本优势处于“微笑曲线”的两端，负责全球价值链中的技术研发、核心零部件和关键材料生产等高端环节，中国凭借廉价的生产成本和齐全的工业体系优势处于“微笑曲线”的中间位置，负责全球价值链中的组装加工、一般材料和零组件生产等中低端环节。中美两国的分工位置虽然都由其要素禀赋优势自然决定，但双方对此却均不满意。美国的抱怨在于美国专业从事的“微笑曲线”两端环节虽然增加值高、利润丰厚，但吸收一般劳动力就业的能力却严重不足，所创造的贸易利益只被国内极少数的大资本家和科技新贵阶层享有，普通劳动力却难以找到体面的工作机会，导致美国“橄榄型”社会结构中的中产阶级正在消亡，这从根本上威胁到了美国社会的稳定。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对美国大都市中产阶层的调研数据显示：在2000-2014年间，全美229大都市地区中有203个地区中等收入范围的人数占比存在明显下降趋势。中国的不满意则在于中国所专业从事的“微笑曲线”中间环节虽然为大批中国一般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但随着中国青年劳动力规模的萎缩和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中国在这些低端环节的比较优势不可持续；同时，中国的“中国梦”也要求中国必须在制造业重点领域和关键技术上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并逐步脱离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生产环节所存在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劳动强度高、人民幸福度低等缺陷的困扰，因此，中国制造必须向“微笑曲线”两端的高增加值环节攀升。

中美两国基于对各自所处贸易分工位置的不满，分别提出了相应的贸易政策。美国提出的贸易政策是“美国优先”，一方面强化美国在高端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巩固美国在“微笑曲线”两端的绝对优势；另一方面要以大规模减税和设置保护性关税的方式，通过财税和贸易政策的扭曲，实现让一般制造业回流美国的目的，妄图重塑美国在“微笑曲线”中间位置的优势。所以，美国贸易政策的内核是在“微笑曲线”上“稳住两端，攻占中间”。中国提出的贸易政策是“贸易强国战略”，重点强调提升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位置，实现中国由全球价值链的“参与者”向“组织者”的角色转变，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会主动放弃其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环节上的产能，中国制造“质”的攀升，仍需要依赖在低端环节上“量”的优势作为基础，因此，中国贸易政策的内核是在“微笑曲线”上“稳住中间，攻占两端”。由此可见，中美两国当前的贸易政策内核是对立的，且由于对方巨大的经济和贸易体量，中美两国也几乎不可能以绕开对方的方式达成自己的贸易政策目标。

综上，中美两国此次爆发的大规模贸易战是两国各自推进相互冲突的贸易政策的必然结果。美方试图通过挑起此次贸易战，迫使中国在自己的核心贸易政策上让步，例如，美方曾提出中国应立即停止政府对高技术研发的补贴等，矛头直指“中国制造2025”等中国制造转型升级战略，这对中国来说是不可能接受的。因此，中国在对美直接贸易谈判中没有足够的可妥协空间，不应完全寄希望于通过双边贸易谈判化解此次中美贸易战。但是，通过中美贸易谈判，中国可以承诺积极主动扩大进口、促进中美双边贸易总量平衡、强化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执法等为条件，缓解中美贸易战升级的步伐和节奏，在对美进行贸易反制的过程中保持理性克制，避免中美贸易全面“脱钩”，为中国国内经济针对此次贸易大战的调整争取更长的时间。

第二，中国应借此次美国对中国和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同时挑起贸易战的契机，以加速推进双边和多边贸易自由化的方式，强化与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贸合作，缓解美国征收惩罚性关税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并降低中国在高技术产品进口等领域对美国的依赖。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中国与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间一直缺乏高水平贸易和投资合作的制度性安排，这使得中国面向发达经济体的贸易始终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风险。美国此番对其传统盟友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也发起贸易战，割裂了西方发达国家利益共同体。目前，欧盟和日本已经联手签署欧日EPA，而且欧盟和日本也都提出要与中国建立更加紧密的经贸关系，以共同抵御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本表示希望尽快推进中日韩FTA谈判进程，以强化与中国和韩国的贸易关系；欧盟则希望尽快完成中欧投资协定，以强化中欧双向投资合作。因此，中国当前在构建对外经贸关系上，应该着重以“中欧投资协定”、“中日韩自贸协定”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为载体，与欧盟和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构建更加紧密的贸易和投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抵消美国对华贸易关税制裁和高端技术产品出口限制等措施给国内企业带来的负面冲击。

中国要想加速推进与欧盟和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从根本上还是要依靠进一步深化国内改革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在中欧投资协定、中日韩自贸协定的谈判上，中方面临的主要压力均集中于金融等高端服务行业的市场开放、国有企业的竞争中立等问题上，这些都是制约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开展高水平贸易投资自由化合作中的“绊脚石”。因此，中国必须下决心兑现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的承诺，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以中美贸易大战为契机，倒逼国内市场机制深化改革，消除中国与欧盟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开展高水平贸易投资自由化合作的国内阻力。

第三，中美贸易大战的结局在根本上取决于中美两国谁能在贸易战带来的冲击下成功实现国内经济“稳增长”的目标，因此，中国当前应以稳定国内经济增速作为应对中美贸易战的核心策略，充分做好中美贸易战长期化的准备，发挥中国政府在经济宏观调控效率和能力上的优势，把贸易战所造成的损失降到最小。

在对外政策上，中国在对美国进行贸易反制的政策制定过程中要保持克制，避免过度损伤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当前的中美双边贸易分工结构中，中国企业普遍处于美方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中低端位置，中国企业所负责的分工环节技术含量较低，这就使得中国企业对美出口产品的可替代性较高；而美国企业主要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研发设计、核心零部件和关键材料生产等高端环节，其产品对中国企业而言可替代性则较低。因此，中国必须在制定对美贸易反制措施的过程中广泛征求企业界意见，不能大幅提高中国对美国依赖度较高且短期内无法找到替代品的进口品关税，不能一味追求双方进口关税制裁措施在规模上的对等，而导致国内企业的生产成本高企，出现经营危机。如若美国对华贸易制裁进一步升级，中国还可考虑对美国对华进口依赖度最高，且难以替代的重点商品类别进行短期出口管制，如稀土等资源类商品。此外，中国的另一大优势在于中国正在快速崛起的国内消费市场体量，中国可以利用这一优势，辅之以更加开放透明的外资政策和地方上的土地、财政、税收优惠等配套扶持政策，借中美贸易大战大幅提高了美国企业对华出口成本，以及人民币相对美元大幅贬值的契机，积极吸引美国企业来华投资，通过将国际贸易转化为国际直接投资的形式，强化中美民间经贸合作关系。

在对内政策上，中国短期内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任务应以“降成本、防风险”为核心，以实现国内经济“稳增长”的目标。特朗普的大规模减税措施使得美国在企业营业成本上的优势愈发凸显。相对比来看，随着中国城市劳动力成本和用地成本的快速上涨，中国企业的营业成本优势正在迅速消失，突如其来的中美贸易大战更是抬高了中国企业的原材料和零部件进口成本以及产品出口销售成本，使得中国企业的经营状况面临更严峻的成本挑战。因此，中国必须下定决心在企业的税费负担、融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用地成本、用工成本、用能成本、物流成本等方面做出系统性改革，全面降低实体经济运营成本，帮助企业渡过贸易战下的严冬。在防风险方面，中国当前应坚定推进政府、企业和家庭“去杠杆”，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企业债务风险和家庭房地产泡沫化风险，特别是在政府为应对中美贸易战而推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过程中，更应严控资本流向，防止资本流向房地产等资产市场进行炒作。

综上所述，中国在此次中美贸易大战中虽是被动应战，但中国在国际上有众多坚持维护世界自由贸易秩序的国家可以联合共同对抗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国内也有比美国更加协调一致、政策执行效率更高的政府体系可以为中国企业提供政策支持。反观美国内部，特朗普四处树敌发动贸易战的做法遭受到了越来越多美国政界、商界、学术界和普通民众的反对，对贸易战的看法严重分裂的美国无法为特朗普政府提供一个与中国展开长期贸易战的国内政治环境。因此，在此次中美贸易大战中，中方有信心也有能力取得最后的胜利，维护自身合理的发展利益不因美方的威胁而受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