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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利益分配失衡与贸易冲突——兼论此次中美贸易战的解决思路

2019-06-28 17:09:28  来源:外贸发展局
 

张晓磊  张为付(教授)  崔凯

(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

 


一、2018中美贸易战的特点

2018年3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正式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揭开了世界上最大的两大经济体之间贸易大战的序幕。在此之后,中美两国之间的互相喊话不断升级,贸易战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具体进展如表1所示。

除了提高进口商品关税外,此次中美贸易战的显著特点是美国特别为打压中国在科技进步上的追赶,采取了限制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中国企业在美高科技领域投资、限制中国科技人才赴美签证等综合措施。例如,在4月6日爆发的“中兴事件”中,美国政府要求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出口电讯零部件产品期限长达7年,最后中兴同意支付10亿美元罚款美方才宣布解除禁运。“中兴事件”刚刚落幕,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又于8月2日宣布在美国政府“出口管理条例”清单中增加中国航天科工股份有限公司第2研究院、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13研究所等8个中国科研机构及其旗下的36个附属机构,意图阻挠中国在航空、电子等高科技领域对美国的追赶。美国参议院于8月1日通过了《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旨在大规模强化对外国投资的审查,该法案一旦正式生效,无疑会使中国企业投资美国科技业变得更加困难重重。在科技人才交流方面,特朗普政府还宣布于2018年6月11日起,将把专业在机器人、航空和高科技制造等领域的中国研究生的签证有效期从5年缩短为1年,这标志着美国将开始采取更严格的签证政策阻断中美之间的高技术人才交流,以打击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快速成长。

综上所述,一方面,此次中美贸易战与历史上中美之间的数次贸易冲突相同,美方出于“眼前的”经济利益,以中美货物贸易名义上的巨额逆差为由,指责中国通过出口顺差夺走了美国的就业机会,进而以惩罚性关税相要挟,企图迫使中国主动扩大自美进口并限制对美出口,以平衡中美贸易;另一方面,美方挑起此次中美贸易战的动机在相当程度上是出于“长远的”国际战略利益,妄图通过限制中国高科技行业的发展来“低端锁定”中国制造业,以消除快速成长的中国经济对美国霸主地位的威胁。美方在此次中美贸易战中可能会不惜牺牲短期贸易利益以维持长期的国际经济霸权,这使得此次中美贸易战上升到了中美两大国之间全面对抗的高度,给中方化解此次中美贸易战提出了更多挑战。

本文将通过概括性地梳理国际贸易利益分配的失衡问题及贸易战的起因,来剖析此次美方挑起中美贸易战的动机,并提出中方解决此次中美贸易战的策略思路。

二、国际贸易利益分配失衡

国际贸易对贸易双方都是有利的,这是所有经济学主流贸易理论的共识。主流贸易理论一般认为国际贸易给一国带来的利益可以划分为静态利益和动态利益两类:静态利益包含总产出扩大、总消费增长、消费价格下降、消费品品种增加、就业增加、资源利用率提高等通过国际贸易可以直接实现的利益;动态利益则是指国际贸易对生产的刺激作用以及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积极影响,例如,国际贸易可以通过增强国内市场竞争的方式刺激企业提高利用现有资源的综合效率,激发企业的创新潜能,加速企业的原始资本积累等等,国际贸易甚至还可以促进人员、信息、科技、文化、思想等的跨国交流融合,加速人类文明的发展步伐。

虽然国际贸易对贸易双方都是有利的,但是国际贸易所带来的贸易利益却并不是均匀分配的。总的来看,当前国际贸易利益分配的不平衡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国际贸易的总量平衡视角来看,贸易顺差和逆差长期存在,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货币财富分配失衡。以中美贸易为例,如表2所示,中方在中美货物贸易中长期保持贸易顺差,自中国加入WTO以来,短短16年间,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暴增9.8倍,2017年货物贸易顺差已高达2759亿美元。相比之下,虽然美国在对华服务贸易上始终保持顺差,但规模过小,2016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仅为368亿美元。综合货物和服务贸易来看,中国在中美双边贸易之间始终保持着绝对顺差的地位,这加剧了中美两国之间以货币衡量的财富分配失衡,虽然名义上的货币财富并非贸易利益,但这却被美国积极挑起贸易战的政客故意曲解成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是美国对华贸易的利益损失”,并以此作为其在国内进行舆论鼓动的基本论点。

第二,从一国内部国际贸易利益分配的公平性视角来看,并不是所有阶层都会在国际贸易中收获相同的利益。以中美贸易为例,自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对美出口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密集的机电产品、轻工业产品等中低端制造业上,这些行业受益于中美贸易的迅速发展给中国广大的中低技能劳动力阶层创造了大量工作机会;美国对华出口的主要优势则集中在资源密集型的农业和能源产业及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高端制造业上,这些行业受益于中美贸易的迅速发展所创造的利益主要被美国的少数大资本家阶层和高人力资本的科技精英阶层所获得,占人口多数的美国普通民众在中美贸易中所获得的直接利益相对较小。此外,由于中国的发展基础较差,而美国在与中国开展大规模贸易之前就已经是成熟的发达工业国,这导致中美之间的双边贸易在中国一侧主要变现为不断创造新的产业和就业机会,在美国一侧则表现为不断淘汰落后产业和减少就业机会,这使得美国社会在中美贸易中所支付的结构调整成本要远高于中国,美国存在大量因中美贸易而直接受损的传统制造业从业人员,而中国则几乎没有直接从中美贸易中受损的阶层。

第三,从一国经济发展的生命周期来看,国际贸易的利益是动态的,在一个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国际贸易利益各个组成部分的重要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即使各国从国际贸易中都获得完全等额的利益,各国对其获利的主观评价也可能是非常不同的。以中美两国为例,美国在经济规模、科技水平、社会发达程度等方面都稳居世界前列,属于典型的发展阶段已进入成熟期的已开发国家;而中国虽然经济总量位居世界前列,在个别领域的科技水平也正在向世界一流快速收敛,但中国人均发展水平仍较低,是典型的处于快速成长期的发展中国家。因此,美国最看重的国际贸易利益是“稳定国内就业”,而中国最看重的国际贸易利益则是“拉动经济增长”。在中美双边贸易中,中国通过长期保持对美贸易顺差,收获了国内制造业的繁荣增长以及经济结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完美实现了中国最看重的贸易核心利益。相比之下,美国虽然通过中美贸易收获了充足且廉价的中国商品供给,并且高科技领域的美国精英阶层通过向中国市场出口高技术产品,获取了巨额垄断性暴利;但由于劳动力密集的低端制造业转移到中国,导致美国社会出现了传统制造业工人的大规模结构性失业,这显然违背了美国最看重的贸易核心利益。因此,虽然中美双边贸易对两国总体而言是双赢的,但中国社会对中美贸易所创造贸易利益的主观评价是积极的,而美国社会则刚好相反。

综上所述,国际贸易虽然从总体上对各国均有利,但国际贸易利益分配失衡的长期、普遍存在,使得纯粹的自由贸易可能仅存在于经济学家的理想中,国际贸易局势的演变趋势仍将长期在自由与保护之间徘徊前行,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合作仍将是国际贸易的主趋势,但贸易冲突甚至是贸易战也必然不可避免的会长期存在。

三、挑起贸易战的动机

虽然世界上所有的执政者都知道国际贸易可以实现共赢,但在具体的时空背景下,每一次有人挑起贸易战都会有其充足且合理的动机。总的来看,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各国挑起贸易战的动机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类:

第一,国内选举政治的需要。在普选制国家,持有关键选票选民在国际贸易中的获利减少甚至利益受损,就会激励该国政府挑起对外贸易战。以美国此次针对中国、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其主要贸易伙伴均挑起贸易战为例,这在本质上就是一场为美国今年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服务的政治竞选策略。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将改选全部众议员和1/3的参议员,此次中期选举中共和党是否能保住参众两院多数席位,对特朗普剩余任期内的执政效率和是否能够连任下一任总统都至关重要,因此特朗普急于向其选民兑现其在竞选中提出的“美国优先”承诺,甚至不惜向中国及其传统盟友同时发起贸易战,以显示其执政能力。在美国特殊的选举制度下,传统的蓝色州(加州、纽约州等)和红色州(如德州、密西西比州等)的选票基本稳定,民主共和两党的争夺主要集中于五大湖区的关键摇摆州(如宾州、威斯康辛州、密歇根州等)。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正是被这些关键摇摆州的中低收入阶层抬上总统宝座,因此,在此次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才会通过发动贸易战的方式,宣称自己将会让制造业企业重回美国,以再次拉拢摇摆州(也正是美国传统制造业衰退的“铁锈州”)在美国低端制造业企业外迁过程中大量失业选民的关键选票。由此来看,此次美国挑起的面向其所有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大战,可能会在年底中期选举后出现转折,在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政府没有足够的动机在贸易战上对外让步。

第二,转移国内经济压力或实现其他地缘战略目标的需要。从贸易势力上看,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强国可以凭借经济、科技甚至是武力强权划分更大份额的贸易利益。因此,强国在面临国内经济发展困难时,会通过挑起对外贸易战将国内经济压力转嫁给贸易伙伴;强国也可能会为实现某些地缘战略上的目标,以贸易战胁迫弱国达成妥协。以美国为例,在2008年源自美国的“次贷危机”蔓延至全球之后,奥巴马政府就提出了“自由且公平贸易(Free but Fair Trade)”的口号,随后美国国会也通过了《汇率改革与公平贸易法案》,美国对外贸易政策转向保护主义,开始通过增加“双反调查”的规模和频率等手段将经济下行压力转嫁给贸易伙伴。此外,美国作为“世界警察”,常年以贸易制裁作为打击存在利益冲突的弱国的重要战略手段。俄罗斯、伊朗、朝鲜、古巴、委内瑞拉等都曾长期遭受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共同实施的贸易禁运或贸易制裁措施。

第三,巩固经济霸权的需要。美国为稳固自身经济体量世界第一的位置,需要针对经济体量可能超越自身的国家进行贸易打击。为此,美国在20世纪下半叶与苏联之间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贸易封锁和制裁,并最终成功瓦解了苏联经济;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又挑起与日本之间的贸易战,让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从此再无法威胁美国在经济上的绝对领先优势。目前,中国是本世纪内在经济体量上最有可能超越美国的国家,美国此时发起对华贸易战,并且在征税清单上特别针对中国高端制造业产品,显然是意图在中国身上重演苏联和日本的戏份,以贸易战消除中国在经济上赶超美国的可能性。由此来看,只要中国经济依旧保持稳健的成长趋势,美国对中国的贸易、经济和地缘战略等方面的各种打压就不会停止,中美贸易战可能将长期存在。

四、中国应对此次中美贸易战的对策

中美贸易战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核心外部威胁,如何降低此次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冲击,并促使中美贸易关系回到正常轨道,是中国急需解决的重大难题。本文认为中国应该综合采取以下三个方面的策略,来应对此次中美贸易战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

第一,中美双方在贸易利益和贸易政策的核心目标上存在不可协调的直接冲突,寄希望于以中美双边贸易谈判的方式来消弭此次贸易战的想法可能难以实现,在对美直接贸易谈判中,中方应以缓和矛盾,避免中美贸易战的范围和规模扩大为主要任务。

在当前的中美双边贸易分工关系中,美国凭借科技人才和资本优势处于“微笑曲线”的两端,负责全球价值链中的技术研发、核心零部件和关键材料生产等高端环节,中国凭借廉价的生产成本和齐全的工业体系优势处于“微笑曲线”的中间位置,负责全球价值链中的组装加工、一般材料和零组件生产等中低端环节。中美两国的分工位置虽然都由其要素禀赋优势自然决定,但双方对此却均不满意。美国的抱怨在于美国专业从事的“微笑曲线”两端环节虽然增加值高、利润丰厚,但吸收一般劳动力就业的能力却严重不足,所创造的贸易利益只被国内极少数的大资本家和科技新贵阶层享有,普通劳动力却难以找到体面的工作机会,导致美国“橄榄型”社会结构中的中产阶级正在消亡,这从根本上威胁到了美国社会的稳定。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对美国大都市中产阶层的调研数据显示:在2000-2014年间,全美229大都市地区中有203个地区中等收入范围的人数占比存在明显下降趋势。中国的不满意则在于中国所专业从事的“微笑曲线”中间环节虽然为大批中国一般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但随着中国青年劳动力规模的萎缩和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中国在这些低端环节的比较优势不可持续;同时,中国的“中国梦”也要求中国必须在制造业重点领域和关键技术上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并逐步脱离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生产环节所存在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劳动强度高、人民幸福度低等缺陷的困扰,因此,中国制造必须向“微笑曲线”两端的高增加值环节攀升。

中美两国基于对各自所处贸易分工位置的不满,分别提出了相应的贸易政策。美国提出的贸易政策是“美国优先”,一方面强化美国在高端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巩固美国在“微笑曲线”两端的绝对优势;另一方面要以大规模减税和设置保护性关税的方式,通过财税和贸易政策的扭曲,实现让一般制造业回流美国的目的,妄图重塑美国在“微笑曲线”中间位置的优势。所以,美国贸易政策的内核是在“微笑曲线”上“稳住两端,攻占中间”。中国提出的贸易政策是“贸易强国战略”,重点强调提升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位置,实现中国由全球价值链的“参与者”向“组织者”的角色转变,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会主动放弃其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环节上的产能,中国制造“质”的攀升,仍需要依赖在低端环节上“量”的优势作为基础,因此,中国贸易政策的内核是在“微笑曲线”上“稳住中间,攻占两端”。由此可见,中美两国当前的贸易政策内核是对立的,且由于对方巨大的经济和贸易体量,中美两国也几乎不可能以绕开对方的方式达成自己的贸易政策目标。

综上,中美两国此次爆发的大规模贸易战是两国各自推进相互冲突的贸易政策的必然结果。美方试图通过挑起此次贸易战,迫使中国在自己的核心贸易政策上让步,例如,美方曾提出中国应立即停止政府对高技术研发的补贴等,矛头直指“中国制造2025”等中国制造转型升级战略,这对中国来说是不可能接受的。因此,中国在对美直接贸易谈判中没有足够的可妥协空间,不应完全寄希望于通过双边贸易谈判化解此次中美贸易战。但是,通过中美贸易谈判,中国可以承诺积极主动扩大进口、促进中美双边贸易总量平衡、强化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执法等为条件,缓解中美贸易战升级的步伐和节奏,在对美进行贸易反制的过程中保持理性克制,避免中美贸易全面“脱钩”,为中国国内经济针对此次贸易大战的调整争取更长的时间。

第二,中国应借此次美国对中国和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同时挑起贸易战的契机,以加速推进双边和多边贸易自由化的方式,强化与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贸合作,缓解美国征收惩罚性关税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并降低中国在高技术产品进口等领域对美国的依赖。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中国与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间一直缺乏高水平贸易和投资合作的制度性安排,这使得中国面向发达经济体的贸易始终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风险。美国此番对其传统盟友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也发起贸易战,割裂了西方发达国家利益共同体。目前,欧盟和日本已经联手签署欧日EPA,而且欧盟和日本也都提出要与中国建立更加紧密的经贸关系,以共同抵御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本表示希望尽快推进中日韩FTA谈判进程,以强化与中国和韩国的贸易关系;欧盟则希望尽快完成中欧投资协定,以强化中欧双向投资合作。因此,中国当前在构建对外经贸关系上,应该着重以“中欧投资协定”、“中日韩自贸协定”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为载体,与欧盟和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构建更加紧密的贸易和投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抵消美国对华贸易关税制裁和高端技术产品出口限制等措施给国内企业带来的负面冲击。

中国要想加速推进与欧盟和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从根本上还是要依靠进一步深化国内改革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在中欧投资协定、中日韩自贸协定的谈判上,中方面临的主要压力均集中于金融等高端服务行业的市场开放、国有企业的竞争中立等问题上,这些都是制约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开展高水平贸易投资自由化合作中的“绊脚石”。因此,中国必须下决心兑现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的承诺,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以中美贸易大战为契机,倒逼国内市场机制深化改革,消除中国与欧盟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开展高水平贸易投资自由化合作的国内阻力。

第三,中美贸易大战的结局在根本上取决于中美两国谁能在贸易战带来的冲击下成功实现国内经济“稳增长”的目标,因此,中国当前应以稳定国内经济增速作为应对中美贸易战的核心策略,充分做好中美贸易战长期化的准备,发挥中国政府在经济宏观调控效率和能力上的优势,把贸易战所造成的损失降到最小。

在对外政策上,中国在对美国进行贸易反制的政策制定过程中要保持克制,避免过度损伤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当前的中美双边贸易分工结构中,中国企业普遍处于美方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中低端位置,中国企业所负责的分工环节技术含量较低,这就使得中国企业对美出口产品的可替代性较高;而美国企业主要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研发设计、核心零部件和关键材料生产等高端环节,其产品对中国企业而言可替代性则较低。因此,中国必须在制定对美贸易反制措施的过程中广泛征求企业界意见,不能大幅提高中国对美国依赖度较高且短期内无法找到替代品的进口品关税,不能一味追求双方进口关税制裁措施在规模上的对等,而导致国内企业的生产成本高企,出现经营危机。如若美国对华贸易制裁进一步升级,中国还可考虑对美国对华进口依赖度最高,且难以替代的重点商品类别进行短期出口管制,如稀土等资源类商品。此外,中国的另一大优势在于中国正在快速崛起的国内消费市场体量,中国可以利用这一优势,辅之以更加开放透明的外资政策和地方上的土地、财政、税收优惠等配套扶持政策,借中美贸易大战大幅提高了美国企业对华出口成本,以及人民币相对美元大幅贬值的契机,积极吸引美国企业来华投资,通过将国际贸易转化为国际直接投资的形式,强化中美民间经贸合作关系。

在对内政策上,中国短期内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任务应以“降成本、防风险”为核心,以实现国内经济“稳增长”的目标。特朗普的大规模减税措施使得美国在企业营业成本上的优势愈发凸显。相对比来看,随着中国城市劳动力成本和用地成本的快速上涨,中国企业的营业成本优势正在迅速消失,突如其来的中美贸易大战更是抬高了中国企业的原材料和零部件进口成本以及产品出口销售成本,使得中国企业的经营状况面临更严峻的成本挑战。因此,中国必须下定决心在企业的税费负担、融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用地成本、用工成本、用能成本、物流成本等方面做出系统性改革,全面降低实体经济运营成本,帮助企业渡过贸易战下的严冬。在防风险方面,中国当前应坚定推进政府、企业和家庭“去杠杆”,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企业债务风险和家庭房地产泡沫化风险,特别是在政府为应对中美贸易战而推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过程中,更应严控资本流向,防止资本流向房地产等资产市场进行炒作。

综上所述,中国在此次中美贸易大战中虽是被动应战,但中国在国际上有众多坚持维护世界自由贸易秩序的国家可以联合共同对抗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国内也有比美国更加协调一致、政策执行效率更高的政府体系可以为中国企业提供政策支持。反观美国内部,特朗普四处树敌发动贸易战的做法遭受到了越来越多美国政界、商界、学术界和普通民众的反对,对贸易战的看法严重分裂的美国无法为特朗普政府提供一个与中国展开长期贸易战的国内政治环境。因此,在此次中美贸易大战中,中方有信心也有能力取得最后的胜利,维护自身合理的发展利益不因美方的威胁而受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