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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美贸易失衡及其就业影响的测度与分析

2019-06-28 17:42:50  来源:外贸发展局
 

隆国强  王伶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

 

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是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基础性问题,贸易摩擦、汇率问题等皆源于此。近日,美国以中美贸易不平衡为理由启动“301条款”调查,再次威胁到双边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中美关于双边贸易的统计数据差别巨大,影响双方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准确测度双边贸易差额及其影响,有利于双方理性开展对话,增进互信,相向而行。

一、全面认识与测度中美贸易平衡问题的三个视角

中美两国对双边贸易统计差距巨大。美方统计,2016年对华货物贸易逆差3470亿美元,中方统计的双边货物贸易差额为2507亿美元,相差近千亿美元。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要全面准确理解双边贸易平衡问题,需要三个视角。

第一,要剔除香港转口贸易造成的误差。中美货物贸易双边统计之所以出现巨额差别,除了通常两国贸易统计由于计价原因导致的不同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香港在中美贸易中的转口作用。中美两国在统计货物进口时,根据“原产地规则”,将经香港转口的进口一并统计到对方进口,但在统计出口时,并未把出口到香港并最终转口到对方市场的出口额统计在对美或对华出口额中,而是统计为对香港出口额。按美方统计,2016年美对香港出口额为349亿美元,香港是其第9大出口市场,但当年自港进口额74亿美元,香港只是美国第35位的进口来源地。由于香港长期作为中国外贸的重要中转门户,2016年香港对大陆的转口贸易额高达2708亿美元。如果不将香港转口因素纳入考虑,必然会导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统计出现较大差别。

第二,要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认识双边贸易的真实增值。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全球价值链已经成为影响国际贸易统计的重要因素。中美均是全球生产价值链上的重要经济体,其出口中均包含大量自其他经济体的转移价值。中国对美出口商品中,大量包括来自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的中间投入品,甚至包括源自美国的中间投入品,如对美出口的电子产品中往往有源自美国的芯片。不仅加工贸易方式下的出口含有大量国际转移价值,一般贸易方式中也含有国际转移价值。同样,美国对华出口中也含有国际转移价值。由于中国总体上处于国际分工价值链的下游,而美国总体上处于国际分工的上游,中国出口商品中所含国际转移价值的比重明显高于美国。必须看到,当前的国际贸易统计方法已经明显落后于全球生产价值链发展的现实,如果不将由此导致的国际转移价值纳入分析,直接用海关统计数据来分析两国贸易关系,并不能真正体现两国的贸易增值与受益情况。所以,分析中美贸易关系必须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认识双边贸易的真实增值。

第三,要把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统筹考虑。近几十年来,国际服务贸易增长速度总体高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占国际贸易的比重越来越高。双边贸易关系如果只关注货物贸易而忽视服务贸易,是不全面的,而且遗漏会越来越大。中美比较优势不同,导致两国在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情形迥异。美国一直是服务贸易世界第一大国,且对华连年保持巨额服务贸易顺差。中国则在货物贸易上对美存在巨额顺差。美方多年来只强调货物贸易对华逆差而不提服务贸易顺差,夸大了双边贸易失衡程度。因此,理解中美贸易关系必须将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统筹纳入考虑。

二、对中美贸易数据的再测算

为了全面准确理解中美双边贸易关系,必须对现有贸易统计数据进行测算与修正。按照前述三个视角,进行如下再测算。

第一,剔除香港中转及价格因素的影响。2016年,美方统计中国对美货物贸易出口4628亿美元,对华出口1158亿美元。中方统计当年中国对美出口3851亿美元,自美进口1344亿美元。由于两国均按原产地规则将经香港进口的对方产货物作为自对方进口,因此,为了剔除香港中转贸易导致的误差,可以使用中美两国的进口统计作为双边贸易数额,即2016年中国对美出口4628亿美元,自美进口1344亿美元,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为3284亿美元。由于两国海关进口统计均使用进口到岸价,这一方法也消除了两国货物贸易统计中离岸价格与到岸价格差异的影响。

第二,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测度双边货物贸易中的本国增值。中美双边货物贸易出口中均含有自第三国或对方国家的转移价值,不同产品、不同贸易方式中转移价值占比是不同的,需要进行专门测算。“中国全球价值链课题组”用两国投入产出表和海关统计数据对双边货物贸易的本地增加值进行了核算,据其2017年6月发布的研究成果,中国对美出口额中本地增值率为64.6%,美国对华出口额中本地增值率为81.4%。据此计算,2016年中国对美货物出口本地增加值为2990亿美元,美国对华货物出口本地增加值为1094亿美元。因此,2016年中美货物贸易增加值差额为1896亿美元。由此观之,美方统计的货物贸易差额(3470亿美元)比中美双边货物贸易真正的增加值差额高出1574亿美元,高估幅度达到83.2%。

第三,中美双边服务贸易。服务贸易有四种方式,即跨境提供、跨境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移动。商业存在方式产生的服务贸易需要通过附属机构销售统计(FATS),另三种方式产生的服务贸易统计体现在国际收支(BOP)统计中。应该看到,以商业存在方式实现的服务出口,出口国企业取得利润,但就业与增加值主要是在东道国产生的,因此,商业存在方式的服务出口与另三种方式的服务出口对出口国而言,意义是不一样的,不应混为一谈。

中美双边服务贸易BOP统计。据美方统计,2016年美中服务进出口额为696亿美元,其中,美对华服务出口535亿美元,自华服务进口161亿美元,顺差374亿美元。据中方统计,2016年,中美双边服务贸易总计1181亿美元,美对华服务贸易顺差为556.9亿美元。统计结果的不同,源于双方统计方法、抽样调查对象的差异,难于判断哪边统计更准确,需要双方就统计方法开展交流合作。

美资附属机构对中国大陆服务销售(FATS)。据美方统计,2014年美国附属机构在华销售收入为549.2亿美元,中国在美服务机构销售收入为48.3亿美元,差额(相当于美国顺差)500.9亿美元。目前2016年FATS数据尚未公布,假定美在中国大陆投资的附属服务机构的销售收入平均增长率与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步,保守估计2016年美国附属机构在中国大陆的销售收入为612亿美元。据此估算,2016年美对我服务贸易FTAS统计的销售“顺差额”约在550亿美元左右。

美在香港附属机构对大陆服务出口。美国很多金融、保险、物流等服务企业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通过香港附属机构实现对内地的服务出口。2016年大陆自香港进口服务高达879.2亿美元,如果美资机构占到10%,则美在港机构对大陆服务出口也达80亿美元左右。

综合上述分析,美在华附属机构(包括在大陆和香港)对我服务销售(FATS)“顺差总额”应在600亿美元以上。

三、中美贸易对美国就业的影响

美方之所以高度关注中美货物贸易失衡,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关键在于其对就业的影响。通过分析相关数据,可以得出如下判断:

第一,双边贸易出口对两国就业影响是不对称的。据美国商务部数据,2015年美对中国大陆出口合计创造就业91.1万人,其中,货物贸易出口(未包含经香港转口)创造直接就业60.1万人;服务贸易出口(BOP)带动就业30.9万人。假定其劳动生产率保持不变,预计2016年美国对中国大陆货物出口(含经香港转口)创造的直接就业机会为69.2万人,服务贸易出口(按美方BOP统计数)创造就业34.2万人,合计为103.4万人。相比之下,中国对美货物贸易出口就创造了1750万人的直接就业机会。出口对两国的就业影响是不对称的。

第二,中国对美出口“抢夺”美国本地就业机会的看法是片面的。中国对美货物贸易存在巨额顺差,但服务贸易存在巨额逆差,提示了两国制造业与服务业各自的比较优势,经济结构具有互补性。在货物贸易领域,中方对美出口以消费品为主,美方对华出口以资本品、农产品为主,产品结构也是互补的。从两国制造业出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分析,美对中国大陆货物贸易出口增加值的劳动生产率为15.8万美元/人,中国对美货物贸易出口增加值劳动生产率仅为1.71万美元/人,美国是中国的9倍多。由此可以看到,中国输美货物总体上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中美货物贸易虽然有少量产品存在直接竞争关系,但总体上是互补的。即便中国不对美国出口这类劳动密集型产品,美国本土也难以出现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厂商,而是转向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进口。所以,中国对美出口“抢夺美国本土就业机会”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第三,美自华进口引致的就业效应不应忽视。2016年美国自中国大陆货物进口额为4628亿美元,这些商品在美国会带来贸易、运输、仓储、批发、零售、广告、保险、信贷服务等丰富的服务增值链,一件中国产品最终到达美国消费者手中,其支付的价格往往数倍于到岸价格。如果按自华进口货物在美国国内增值一倍计算,美国自华进口货物会引致387万就业机会;如果按国内增值率50%计,则引致国内就业量为193.5万人

第四,不宜夸大双边贸易平衡对美国就业的影响。2016年中美货物贸易增加值差额为1896亿美元,按照美国对华货物贸易增加值劳动生产率计算,如果中美双边货物贸易增加值实现平衡,将带动美国新增就业为120万人。如果中美双边贸易增加值(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实现平衡,美国新增就业为84.6万―96.2万人。这远低于美自华进口货物引致的就业量。由此观之,中美贸易平衡对美国就业影响并不像人们想象那么大,不宜夸大。

四、基本判断与政策建议

(一)基本判断

第一,中美双边贸易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解决这一问题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首先,中美两国比较优势和产业结构差别明显,中国在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中拥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而美国在技术密集的制成品和服务业拥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其次,中美两国在全球生产价值链的地位不同,中国处于全球生产价值链的下游而美国处于上游,中国出口中所含的国际转移价值比重远大于美国,会夸大双边贸易的失衡;再次,美元是国际货币,美国是全球的“发钞国”,这一地位决定美国国际收支总体上需要保持逆差才能保证美元流出,在双边层面上强调贸易平衡不合情理,也不符合美国世界“发钞国”的地位;最后,美国关于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的限制,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国产品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美国在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市场的比重从2001年的16.7%下降到2016年的8.2%,在中国高达2270亿美元的芯片进口中,美国仅占4%。

第二,现行统计夸大了中美贸易失衡的数额与影响。美方只强调货物贸易逆差而不提服务贸易顺差,不利于全面准确理解双边经贸关系的互补互利性质。在货物贸易领域,由于香港中转、计价因素和全球价值链等因素的影响,中美货物贸易失衡问题被美国海关统计数据严重夸大,相应地,其对就业的不利影响也被人为高估,对美国国内舆论和美国对华经贸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相反,双边贸易给美方带来的巨大利益(如消费者剩余的增加、消费价格的稳定、就业等)被忽视。这种片面的认知和舆论导致美国政府不时挥舞“贸易失衡”大棒对中方施压,这对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产生了严重不利影响。

第三,中美贸易战将两败俱伤。美国政府常常威胁打压中国对美出口来换取中国开放市场,从中获利。特朗普总统多次声称要对中国产品征收45%的惩罚性关税,并授权贸易代表对华开展“301条款”调查。本报告的分析表明,即使中方不采取贸易报复措施,美方扩大对华出口带动的就业数额,可能还不及因中国对美出口减少而损失的引致就业量。更不用说中方采取报复措施对美国的负面影响。对中方而言,我对美货物出口创造了约1750万人的就业机会,贸易战导致的我方就业损失将远超美方。因此,贸易战会导致两败俱伤,不应作为双方的政策选项。

(二)政策建议

第一,长短结合,确立双边经贸合作目标。两国元首海湖庄园会晤达成的共识,为中美经贸关系确定了方向。处理中美经贸关系的短期目标,是避免大规模贸易战。长期目标,是建立经贸合作制度性安排,充分发挥两国经济合作的潜力。

第二,两手准备,推进双边经贸谈判磋商。海湖庄园会晤后,中美双方就“百日计划”商谈取得了初步成果。针对美方以单边措施威胁来获取利益的策略,我方也需要软硬两手准备来应对。一方面,利用经济对话等各种层级的对话磋商机制,务实开展协商谈判,晓之以理,扩大共识,力争取得实质性成果;另一方面,我方要研究准备好反制计划与措施,以“必战”之意志吓阻对方发起贸易战的行动,取得“避战”之效。

第三,推动重启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构建中美经贸合作制度性安排。中美作为世界上两个最重要的经济体,利益与矛盾交织复杂,特别是面临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的结构性冲突,中美关系不可能波澜不惊,要以平常心对待矛盾冲突,但要避免“脱轨”。避免“脱轨”,光靠“百日计划”这样的谈判还不够,还需要构建制度性安排。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是经贸合作制度性安排的突破口,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双边谈判取得了很大进展,我应推动美方重启此项谈判。以此为基础,还要积极谋划和推动中美自贸区(FTA)、亚太自贸区(FTAAP)等制度性安排。

第四,官产学携手,发挥不同主体的作用。除了发挥政府间谈判磋商作用外,还应重视发挥企业和智库作用。进一步发挥好在华美资企业在两国经贸关系中的稳定器作用,同时也要支持在美投资的中资企业发声,增强其政策游说能力。应注重发挥智库的独特作用。消除我国智库在开展国际交流方面面临的体制性障碍,深化和拓展中美智库对话交流机制。支持两国智库开展中美贸易平衡的研究,向中美双方政府和社会公众提供关于贸易差额及其影响的客观分析报告,引导国际和两国舆论更加客观理性看待中美贸易失衡问题,避免美对华贸易政策走极端,脱离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