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先良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研究员）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期间以及上任总统以来多次发表对华贸易无端指责，声称美国对华贸易赤字超过5000亿美元，导致美国工人大规模失业，指责中方操纵人民币汇率、中国系统性侵犯美国企业知识产权和中国采取不公平贸易政策，要求中国今年削减对美国贸易顺差1000亿美元的目标，威胁要对这些贸易纠纷中涉及的中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并对华发动包括太阳能光伏产品、洗衣机、钢铝、500亿美元所谓知识产权侵权加征关税以及加征1000亿美元进口商品关税等多轮贸易战。

美国政界几十年来几乎一致深信不疑中国在中美贸易中取得了大额顺差，指责中美贸易导致美国贸易赤字、就业流失，是中国采取操控货币和偷窃知识产权等不公平政策的结果。其实这种指控与中美经贸真实格局、利益分配多寡以及经贸地位强弱关系的实际不符。

传统的贸易差额法评价现代贸易关系已经过时。采用综合贸易所有权评价法，发现中国贸易值平衡或有大额贸易逆差，美国或有小额逆差。采用全球价值链贸易增加值评价方法，发现中国在贸易值和贸易利益两个方面都是中美贸易关系的赤字方，美国都是顺差方。因此，我们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华贸易指控与事实不符，纯属捏造，目的在于为其发起中美贸易博弈以及贸易战寻找借口，试图博取更大的战略利益。

一、依综合贸易所有权法评估中方或有大额逆差

贸易差额论是重商主义核心思想。由贸易差额论引申而来的对现代贸易利益分配关系进行分析评价的传统贸易差额法已经是过时的错误评价方法。国际贸易平衡问题不能简单地只看货物贸易平衡，同时也要看服务贸易平衡以及跨境投资合作的市场占有、盈利以及其它收入平衡状况。

中国是一个资本并不丰富的国家，美国却是一个资本丰富，甚至过剩的国家，中美两国经济具有结构上的互补性，是天然的合作伙伴。中国引进美国资本让出国内市场，是以中国产品能够出口进入美国市场为交换条件的，这就是说中国以对美开放国内贸易及投资市场，换取美国对华开放国内贸易及投资市场。

因此，中美两国评价双边贸易平衡关系必须同时包含贸易、投资以及经济合作等所有经济活动在内的综合评价，不仅要考虑贸易及各种收入流量平衡，而且要考虑投资及经济合作的贸易及收入流量平衡，这样的综合贸易所有权评价法才是全面的、科学的评价方法。

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统计，2015年是中美经贸合作历史中经常账户平衡的差额最大的一年（见表1）。现在以2015年数据为例，运用综合贸易所有权评价方法，分析中美经贸的平衡关系。2015年美国对华货物、服务出口及各项收入总额为1799.98亿美元，占美国同年经常账户收入总额（31729.90亿美元）的5.67%；美国自华货物、服务进口及各项支出总额为5421.02亿美元，占美国同年进口及支出总额（36075.89亿美元）的15.02%。两国经常账户的账面差额为3621.03亿美元。这是美国政治家和普通大众的直观印象，觉得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很大部分是由中国贸易造成的，似乎美国在中美经贸关系中吃亏了。

表1：2008-2017年中美经贸合作的经常账户平衡表（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https://www.bea.gov/international/index.htm#trade; https://www.bea.gov/iTable/iTable.cfm?reqid=62&step=1#reqid=62&step=2&isuri=1&6210=1.

美国现有经常账户没有体现两国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在对方市场的销售收入，应当把投资的销售收入包含在经常账户平衡表中。跨国公司在当地市场的销售收入是一种跨越国境的间接出口，按照所有权贸易平衡计算方法，应当记入各自经常账户平衡之中。美方统计显示，2015年美国在华直接投资余额845.25亿美元，中国在美直接投资余额170.6亿美元。2015年美国在华所有分支机构销售额为4814.64亿美元，其控股公司销售额为3558.4亿美元；2015年中国在美所有分支机构销售额为255.96亿美元，其控股公司销售额为220.88亿美元（见表2）。如果以双方所有分支机构在对方市场的销售额与经常账户差额平衡，那么2015年中美经常账户的综合平衡结果是中方对美贸易逆差937.64亿美元；如果以双方控股公司在对方市场的销售额与经常账户差额平衡，2015年中美经常账户的综合平衡结果是美方对华贸易逆差283.51亿美元。

表2：2006-2016年中美相互直接投资活动情况（金额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https://www.bea.gov/iTable/index_MNC.cfm; https://www.bea.gov/international/factsheet/factsheet.cfm?Area=650.

注：n.a. 表示没有数据。

美国政治家以表面统计数字迷惑国际社会，把中国作替罪羊被横加责骂，并要严厉惩罚。美国跨国资本家却在背后窃喜，美国整个资产阶级从两国贸易中得到了巨大的好处。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活动隐藏着两国经贸的全部秘密，美国从来不说美国公司在华获得的巨大利益。实际上，在中美双边贸易中，美国在华企业最活跃，得利最大，获取的利润难以计数。据彭博(Bloomberg)报告，仅2016年美国电子行业几家主要电子巨头苹果、英特尔、高通、美光和博通等在华销售收入总额超过1200亿美元。所以，两国贸易平衡必须按照获利贸易所有权分别计入各自国家的进出口之中，在评价贸易平衡中必须包含双向投资所获得的国内贸易市场销售机会。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统计数据，按照中美公司在对方分支机构所有权范围不同区分，分析结果显示包含所有分支机构销售额的平衡是中方有较大规模的赤字；仅仅包含控股分支机构销售额的平衡是美方有小规模赤字。由于美国跨国公司在华销售没有立即体现为美元外汇，仍以人民币资产形式存在，即使中国存在大额的贸易逆差，也没有立即表现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没有引起人们的察觉，但实际上中国人民创造的巨额剩余价值和财富却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

二、依全球价值链贸易增加值法评估中方具有更大的逆差

随着复杂产品的完整价值链全球分布日益广泛，传统贸易差额的统计分析方法以及由此引申的综合贸易所有权评价法均已经不能科学、准确反映贸易利益的国际分配关系。当今全球价值链分工合作的利益分配关系异常复杂，使得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传统的贸易差额统计方法来反映国际贸易利益分配的多寡。因此贸易平衡问题也就不能只看进出口交易金额是否平衡，还要看各国获得的实际增加价值量贸易是否平衡。虽然综合贸易所有权评价方法已经能够从总量上比较客观地反映当今国际贸易流量关系的现实，但它还不够科学和准确评估两国国际贸易利益分配关系。这种方法对商品国际间来回折返运销的贸易增加值部分的重复计算不仅夸大了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贸易顺差，同时也夸大了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李昕，2012）。全球价值链贸易增加值评价方法则没有这些问题，是一种更为科学、准确的平衡核算方法。

以美国为首的全球跨国公司促进了产业链、供应链全球化，在全球贸易中跨国公司占据主体地位。传统的国家经常账户贸易值平衡法却难以体现和区分商品价值中的中间品价值国别归属。中国输美的加工贸易产品中大约有44%的零部件等中间品和生产设备采购自其他国家，按照传统贸易值差额平衡法，这些进口自国外部分的投入品价值一并作为输美产品整体价值的一部分都算在中国账户上，表面上看美国货物贸易对华的逆差，实际上是美国对全球供应链的贸易逆差。中国出口美国市场的1美元商品价值中至少包含40美分从其他国家进口零部件、材料的价值，这其中从日本进口零部件价值约7美分。美国把对全球供应链上其他国家的逆差，因为中国做了加工贸易都算作对中国的逆差，以这种粗略简单的贸易差额法评价贸易平衡问题是不科学的、不专业的。

美国跨国公司掌控着中美贸易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利益分配主导权，占据贸易利益分配的主导地位，占有大部分贸易利益，对全球贸易增加值贡献最大。美国在华跨国公司主导着美国对华贸易的利益分配格局，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等资源开展加工贸易和外包业务，中国企业只是美国跨国公司的配角，仅从中分一杯羹而已。如果美国把中国输美产品价值的中间品价值剔出，以全球价值链的贸易增加值核算两国贸易平衡，那么中国对美出口额将减少近一半，那么中美货物贸易差额顿时减少一半以上。

2016年苹果公司的iPhone手机在华组装和直接销售收入大约480亿美元，占其全球销售的20%。苹果手机在华销售没有体现在双边贸易值统计上，但从中国组装并运销美国市场的iPhone手机货值却算在中国出口账上。而且，其中中国大陆获得的增加值只有手机价值的6%左右，其余的部分由许多国家或地区获得，当然美国获得的增加值最多。

此外，美国全球跨国公司掌控着大部分中美贸易，其中在华跨国公司与分布在全球美国公司之间的内部资源配置、贸易以及价值流动完全不透明，报告的贸易流量不可核查，普遍存在偷漏税和价值转移问题，内部贸易值难以真实、准确统计。美国在统计在华跨国公司分支机构贸易额上还存在一定的遗漏、瞒报、少报等问题，否则的话美方对华贸易顺差额会更大。以全球价值链贸易增加值评价方法核算中美贸易的各自增加值贸易差额，结果显然美国是更大的贸易值和贸易利益的顺差方，中国则均是赤字方。

中国尽管在中美经贸平衡上每年存在巨大逆差，但是对美出口几乎占到中国全部出口的1/5，美国是中国货物重要的出口市场，它是中国保持经常账户顺差的重要市场，中国外贸已经被当今不合理国际经济格局和国际经济秩序绑架在美国市场上。然而，中国在中美经贸合作中也并非一无所得，在与美方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接触中获得了巨大的溢出利益，培养了大规模优秀人才、科技研发队伍以及管理人才，促进了我国媒体、新闻出版、电影电视以及文学艺术各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提升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和智库创新能力。这些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即便在中美经贸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也要继续保持经贸稳定发展的利益所在。

三、中国没有对美资企业要求强制技术转让的政策

中国政府出台的外资政策没有一条明文要求外资企业强制性技术转让。而且，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第七条第3款中承诺，不以技术转让等履行要求为前提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审批（崔凡，2017）。这是其他成员大多都没有作出过的承诺，中方的承诺已经超出了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协议（TRIMs）》的要求。中国政府一直坚守这个承诺，出台的有关外资政策均没有明确要求外商投资的审批或备案以履行技术转让要求为前提，也没有一项政策强制外国公司必须以技术转让作为投资办企业的前提条件。

中国政府拥有对外商投资的宏观管理主权，拥有决定对外商投资开放领域、开放水平、开放程度以及开放结构以及鼓励、限制、调整政策等基本主权。一切外国投资和外国在华公司都必须遵守中国法律，服从中国政府管理和政策调整要求。中国政府承诺在外资审批或备案时不以技术转让履行要求为前提，仅此而已，没有泛化到禁止一切外资企业的技术转让活动。在一些出资比例限制、外销比例限制、独资限制、当地成分限制的领域、行业或地区政策要求下，外商投资者与中国企业开展资本、资源、经营、管理以及技术转让等方面的一系列交易，这些交易是双方自主自愿达成的。中外投资方在商谈合资、合作中会涉及要技术、品牌以及其他资产的交易问题。中国对一些领域、行业或地区要求外商投资采取合资、合作形式客观上带有“以市场换技术”效果，但它不存在强制合资、强制技术许可的问题，它是一种外国资本、技术持有者与中国合资、合作伙伴公司之间自愿互利合作关系（夏先良，2017）。这些都是在合法政策下的正常商业交易行为，中国政府无权干涉。这不属于政府强制性技术转让的范围。如果发生某一级政府管理部门在投资审批或备案中要求以技术转让为前置条件，当事投资者可以依循中国法律提出诉讼处理。中国制定了严格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违背国际公约强制要求外国企业转让技术。任何外国企业提出自身知识产权受到侵犯的诉讼，并提供切实证据，中国司法系统会公正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中国对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内外资企业享有同等国民待遇，也负有同样的国民义务，配合中国政府推进经济社会发展。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和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对外商投资及外资企业的生产工艺技术水平、产品或服务质量技术水平、环境保护技术水平以及安全技术水平等相应要求不断提升，不仅外商投资准入，而且已经投资落户的企业都必须达到政策规定的技术标准、技术规范。虽然没有要求强制技术转让，但必须符合政策规定的技术水准。达不到质量、安全标准的产品或服务不能进入市场，达不到规定标准的绿色或环保排放标准的不能投资、生产和销售。私权必须服从公权和主权的依法管理。中国政府要求和推动外商投资转型升级是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新时代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并非针对某国的外资企业。中国政府制定合规的国内政策促进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是我们管辖的主权，无关中美贸易关系和贸易格局。美国指责中国系统性强制美国企业技术转让，侵犯美国知识产权，是无稽之谈，混淆视听。美国依国内法提出中国政府系统性强制美资企业技术转让侵犯美国知识产权而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关税的做法，没有证据和法律依据，破坏了WTO规则。

四、中美贸易格局早已经不由人民币汇率决定

美国指责中国政府操控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想法，来源于其不解为什么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对美国这样的经贸强国能够取得巨大的货物贸易顺差，那么只有一个解释就是中国肯定采取操控货币汇率贬值等不公平贸易手段。事实上，中国相对美国来说是经贸弱国，在中美贸易中处于大额贸易逆差地位，但中国没有因此利用汇率操控达到贸易平衡的目的。表面上的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是美国全球跨国资本推动的结果，并非汇率功能所能够达到的结果。

中国没有通过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获得贸易优势的需要和动机。中美贸易各自优势的来源不同。美国对华出口优势主要依赖雄厚的科技、管理和商业品牌以及资本成本较低的优势。中国对美出口贸易的优势来源主要来自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源、廉价的储蓄，环境成本、社会保障成本较低，而且劳动密集型产品对美出口比较优势明显，降低出口成本对扩大出口已经没有明显促进效果，无须进一步利用汇率倾销获得出口优势。中国增加对美出口的主要障碍，不是成本价格问题，而是国际知识产权不足和技术标准门槛问题，这不是用汇率贬值能够解决的问题。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不可能提供中国对美贸易的长期优势。而且大幅度汇率变动增加了中国海外公司大规模债务的负担。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动对双边贸易已经失去推动作用的效果。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中就像太阳，人民币就像地球一样。当太阳在宇宙中穿行运动时人民币变化就会紧随美元这颗太阳。美元是主导货币，中国不可能通过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变化获得长期对美贸易优势。人民币汇率虽然受本身价值和市场供求影响，但它受影响力最大的仍是来自美元。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自汇率改革以来已经有了大幅度提升，反映了中国经济成长的动态。自2014年至2017年上半年，因为美元走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走弱，但是中国对美出口贸易没有明显增长；自2017年下半年以来，由于美元表现偏弱，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升值，这段时间里中国对美出口反而增长较快。由此可见中国对美贸易已经不明显受汇率变动影响。

中国没有也不会从人民币汇率变化中获得长期贸易优势，中国对美货物贸易的长期成本优势不是靠汇率贬值做到的。美方指责中方操纵人民币汇率获取贸易优势纯属子虚乌有，无中生有。曾经一度在美元升值和市场供求影响下，人民币对美元汇价持续大幅跳水，接近1美元兑7元人民币，中国政府试图阻止人民币币值持续贬值，在挽救汇价走低上花费巨大代价，损失巨额维持汇市稳定的资产。中国政府有干预币值稳定的动机，却早已经没有以汇率倾销获得贸易优势的政策动机。

五、美国失业根源不在中美贸易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两种情况下会产生失业：失业既可能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的结果，也可能是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的必然结果，失业者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不可根除的产业后备军，是资本压迫工人的必然和必要存在。

西方贸易理论一直存在扩大出口增加就业，增加进口减少就业的谬论。在这种理论误导下，于是各国竞相寻求贸易顺差。然而，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贸易和失业之间没有确切联系。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罗伯托·阿泽维多也指出，世界贸易并不是导致失业的原因(Azevedo, 2016)。当一个国家存在大量未就业人口时，在资本不能自由流动情况下扩大出口确实可以增加就业，能够减少失业或无业人口；增加生产资料进口可能会推动生产发展而增加就业，扩大进口替代当地产品可能会增加失业。当一个国家已经充分就业，在资本能自由流动情况下扩大出口未必能继续增加就业，增加进口只会使就业从一个产业转移到另一个产业，整体就业不变。

美国人失业有四个主要来源。第一是资本主义制度性失业。资本主义制度运作的前提条件是必须要有一定水平的失业人口作为产业后备军，给在职工人为保住工作机会必须拼命工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从而为资本榨取更多剩余劳动成果提供前提条件。第二是美国企业采用替代人工的先进技术设备（包括自动化、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引起失业(Rampell, 2018)。技术升级和采用新工艺、新方法带来创造性毁灭，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就业岗位。第三是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引起的失业。开放条件下，资本跨国流动是带动就业转移的直接结果。跨国直接投资不仅造成国际产业转移，而且导致国际间就业机会转移。美国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经济体，跨国公司把产业资本对外进行直接投资，直接导致美国就业机会的移出。特朗普时期更是如此（Schaal, 2018）。2014年美国在华控股公司就业人数规模达到167.2万人，同年中国在美控股公司就业人数只有3.8万人。可以看出，由于美国在华公司利用廉价中国工人，其资本有机构成较低；而美国工人工资福利很高，中国在美公司资本有机构成较高，能够提供给美国人就业机会较少。第四是随着美国收入水平和救济福利水平逐步提高，越来越多的美国本土人口不愿意做低端的粗活、累活、脏活，这部分失业是自愿性失业。以上这四种失业来源基本与贸易没有直接联系，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相反，中美贸易合作增加两国就业而非增加失业，中美扩大经贸合作增加了美国就业人口（夏先良，2010；徐惠喜，2018）。

前文已经论述了中国是中美贸易的大额贸易逆差和投资顺差方，美国是贸易顺差和投资逆差方，美国失业是资本主义制度要求的后备军、技术升级和国际资本输出的结果，其根源不在中美贸易上，与中美贸易没有任何关系。这样解释美国失业人口来源才是科学的。特朗普指责中国对美贸易抢走美国人就业，导致美国失业，纯粹是误导民众的无稽之谈。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呼吁美国资本留在美国和回归美国，或许是保住美国就业，减少失业的正确做法。

同理，中国中西部地区存在的大量失业、半失业的未就业人口也不是我国对美开放市场的结果，而主要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水平仍较低、政策失当造成的，他们想成为产业后备军的条件都还不成熟，仍需要我国努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市场经济发展来为他们就业创造社会经济条件。总之，美方失业人口不是对华贸易引起的结果，中方庞大的未就业人口也不是对美开放的结果，特朗普总统关于对华贸易逆差导致美国工人失业的指控失实。

六、结束语：美方不实指控违背基本规律

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是全球性经贸大国和强国。美国跨国公司遍布全球，实现全球生产，全球销售，全球配置资源，赚取全球利益。尽管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美GDP大体相当，以名义汇率计算中美GDP差距大约只有7至8万亿美元，但是中美GNP规模差距巨大。2015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大约1万亿美元，同年美国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资产市值达到了28.48万亿美元。可见两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力量对比显然美强我弱。

无论从单位劳动生产率，还是从人均GDP角度，不难判断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这是一个基本常识，不容置疑。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加以质疑说明他缺乏起码常识。中国经贸在入世之后虽有了巨大发展，但相对美国来说仍是较弱国家。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与美国仍有相对大差距，在国际经贸利益分配中我国仍处于弱势，在双边经贸中不可能获得超过美方的利益。美国强大资本、美元世界货币地位、技术领先、商业品牌渠道等资源主导和支配着中美贸易格局、走向、地位和利益分配关系。美国是经贸强势一方，在双边经贸中获取更多一些利益才是合乎经济规律的。中美这种国际经贸强弱和利益分配多寡的地位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中美双方都从经贸发展中获得巨大利益，美国从中获得了更大的利益，这种利益对双方经济都至关重要，但中方可能更加依赖美方市场和科技文化交流。

中国产业资本仍较弱，出口美国市场的产品绝大多数是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由于中国企业普遍较美国同行的劳动生产率低，中国劳动者的工资成本很低，产品出厂价格普遍被压得极低，中国对美大规模出口价廉物美商品饱含着中国工人的巨大剩余价值输入美国，被美国跨国公司拿走。相反，美国输华产品普遍是劳动生产率较高的高附加值产品或者生活垃圾，内涵活的剩余劳动较少或无，中国企业或消费者得利相对小得多。中国仍在遭受美国发达资本主义的残酷掠夺和剥削。因为中国仍是一个经济、技术及管理仍不够发达的国家，中国所遭受美国国际资本剥削的经济贸易地位数十年来从没有发生丝毫改变。总体来看，美国产业资本、技术、管理实力均比中国相对较强，占据中美贸易关系的主导地位，并获得较大贸易利益，中国是中美贸易值和贸易利益的双赤字方。这个结论符合两国经贸实力差别的分配规律：强国获得较多利益，弱国只能获得较少利益。美国对华贸易长期大额逆差的不实指控违背基本经济规律和基本常识。

美国是中美经贸关系的最大受益方。无论采取综合贸易所有权评估方法，还是采用全球价值链贸易增加值评估法，中方都是贸易值和贸易利益的逆差方，美国都是顺差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华贸易指控颠倒是非，不符合事实。中美经贸关系的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仍处于被动、受支配和守势地位，美国主导、支配和决定着中美贸易关系及格局。

中美贸易结构性错位所表现出来的失衡是两国乃至全球客观经济结构使然，不是人为能够左右的结果，更不是中国政府或中国企业可以通过侵犯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贬值等不公平贸易政策促成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相反，中国政府一次次想办法与美方探讨采购订单试图缩小贸易不平衡，美国却坚持不开放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这是美国对华出口的优势所在。可以说，一定程度上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是美国对华产业转移和不开放出口作茧自缚的结果，是美国动辄对华挥舞贸易禁运、贸易制裁、贸易调查等非理性贸易政策产生的结果。

中美经贸关系复杂，发展路径曲折。但无论如何，中美都从各自市场开放中获得了巨大利益，而且美方获得利益更大，中方存在较大的贸易赤字。两国大规模贸易有一些贸易差额存在属于正常，这些差额表明中国更加依赖美国资本、技术、管理、服务以及科教文化资源，美国产品更加受中国客户欢迎，中国产业资本、技术以及管理能力相对较弱，国际竞争力较弱。

中国一直致力于维护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希望扩大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空间，始终希望与美国政界、学术界加强双边经贸关系沟通对话，让美方认识到双边经贸关系是互利共赢的，中美经贸关系是双方关系的基础。但是美国作为主导着中美经贸关系的一方却肆意操弄经贸施压中国。美国虽在对华经贸中获得了巨大利益，但他们的胃口很大，希望通过与中方包括政治、外交、安全、人权等一切领域展开博弈，施压中国，试图从中获得最大化的利益。

总之，美国指责中国对美贸易获得大额贸易顺差是颠倒是非的伪命题。美方指责中方在双边贸易中获得大额贸易顺差、中国侵犯美国公司知识产权、中国以人民币汇率贬值获取贸易优势、中国抢走美国人就业的指控根本不成立、不真实、不可信，不符合事实。美方从中美经贸中赚取了便宜还得瑟、卖乖，甚至还要耍诬赖，挑起贸易战，搞事情，充分暴露美国贪得无厌本性。

美国特朗普政府故意死抱贸易差额论不放，不愿意科学面对中美经贸关系的真实格局，想借炒作中美贸易议题无中生有地搅局、闹事，复活重商主义，博取更大战略利益，满足国内民粹主义胃口，达到中期选举实现连任的政治目的，维护美国霸权利益，醉翁之意不在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