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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机时代中美贸易摩擦的历史借鉴与政策因应

2019-06-28 17:19:00  来源:外贸发展局
 

邓富华、唐粼、姜玉梅

(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四川自贸试验区综合研究院)

 

一、中美贸易摩擦的态势与矛盾

(一)中美贸易摩擦的态势

自中美建立经贸关系以来,中美贸易摩擦长期存在,且美国针对中国市场准入、知识产权、清洁能源补贴等领域先后实施六次“301调查”并拟定加征关税等制裁措施(图1)。

中国加入WTO后,中美贸易摩擦更是遭遇高潮期。本文以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为节点,将中美贸易摩擦的高潮期划分为两轮:(1)金融危机前期,主要发生在国际金融危机前的2003-2005年;(2)后危机时代,主要发生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2018年至今。本文重点探讨后危机时代中美贸易摩擦问题。

1.金融危机前期中美贸易摩擦

2003-2005年,美国针对贸易失衡、反倾销、知识产权和人民币汇率等议题单方挑起中美贸易摩擦,试图模糊中美权责义务。2003年起,短短三年时间,美国制造业协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等组织指责中美贸易失衡是造成美国制造业面临危机、失业人口持续扩大的“罪魁祸首”;美国对华发起多轮反倾销立案调查,其中立案指控的近百种中国产品被加征反倾销税,单笔最高达10亿美元;美国多次以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为由对华企业启动“337调查”,仅2004年达11起;美国参议院决议以征收27.5%的惩罚性关税为威胁,要求中国加快推动人民币升值。面对这些威胁,中国与美国展开了积极的磋商并最终达成和解。

    2. 后危机时代中美贸易摩擦

2009年起,美国对中国部分贸易、投资领域出台了制裁措施,如加征轮胎关税、对光伏企业提起“反垄断”诉讼以及限制华为和中兴等通讯设备公司投资等,而中国也对美采取了反制措施。进入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迎来新一轮的高潮期,彼此展开了多轮激烈的较量。

2018年1月以来,特朗普政府对我国先后发起多轮加征关税的指令,尤其是对我国输美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对加征关税的中国产品清单给予60日公示磋商期。自2018年4月2日起,中国实施反制措施,对原产于美国的7类128项进口商品中止关税减让义务,并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汽车、化工品等14类106项商品加征25%的关税。随后中美展开多轮协商,逐步由对抗转向合作。2018年5月19日,中美双方代表在华盛顿发表“暂停贸易战”的中美联合声明。中国承诺扩大对美购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但拒绝签署长期购买协议。然而,当前美国不仅有着对华巨大贸易赤字,也存在高失业率、弱势制造业等结构性问题,并不满足于中国做出的有限让步。紧接着,5月30日美国公开以3月22日签署的“总统备忘录”为依据实施对中国的制裁,并于6月15日公布被征收25%关税的500亿美元中国产品清单。随后中国宣布采取“同等规模、同等力度”的反制措施后,美国于6月18日宣布对中国追加2000亿美元的征税产品清单。由此,中美贸易摩擦的局势遂从短暂缓和转向再度紧张。

可见,中美贸易摩擦一直是竞争与合作同在、冲突与缓和并存的发展态势,只是后危机时代美国对华制裁措施主要由金融危机前期不同行业领域的小幅度制裁转向高科技行业、中高端制造业领域的集中打击,冲击力度更强,彼此利益最佳平衡点更难被识别,致使中美达成和解的难度更大。

(二)中美贸易摩擦背后的矛盾

中美贸易摩擦是中美基于彼此国家利益的反复斡旋、较量与磋商,其实质是中美之间复杂、激烈的内在矛盾冲突。2008年金融危机前期,中美之间的矛盾源于中美投资贸易制度差异和美元指数走强引发的利益冲突,突出体现为人民币汇率等价格因素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矛盾。后危机时代,中美之间的主要矛盾从价格层面的矛盾转向非价格结构层面的矛盾,且矛盾内容呈复杂化和一定的隐蔽性。本文将后危机时代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矛盾归为显性矛盾和隐性矛盾两种。 

1. 显性矛盾

中美贸易摩擦反映出中美之间存在两个明显的矛盾:一是非价格结构性因素引发的中美贸易逆差矛盾;二是从美国对中国的征税领域来看,美国矛头直指《中国制造2025》,反映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与美国制造业再回归之间的矛盾。

第一个矛盾看似与2008年金融危机前期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矛盾相同,实质却存在差异。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最直接原因是中美贸易有着巨额的贸易差额。过去30多年来,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呈现逐年扩大趋势(图2)。截至目前,我国对美国仍然积累了大量贸易顺差,但主要集中在货物贸易领域,而在服务贸易领域,美国是我国服务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金融危机前期,美国将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归为人民币汇率的长期低估,削弱了美国商品出口的国际竞争力。迫于压力,中国于2005年扩大人民币波动幅度,推动人民币进入升值周期,以至于中美贸易摩擦暂时趋于缓和。进入后危机时代,中国加快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先后实施了三次汇改,尤其是2015年中国紧抓人民币进入SDR货币篮子的重要契机,推进“811汇改”,使得人民币汇率在市场化、透明度以及可预期性等方面均取得关键性突破。到了后危机时代,汇率并非中美贸易逆差的主因,而产业补贴、技术规则等非价格结构性矛盾则上升为中美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

数据来源:UN Comtrade

从第二个矛盾来看,近年来由于中国实施创新发展战略取得一定成效,中国在部分领域的技术已有赶超美国之势,逐步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跃迁,引发中国制造业的强势升级与美国制造业的弱势回归之间的冲突。

2015年我国发布《中国制造2025》,提出“积极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加强产业全球布局和国际交流合作,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提升制造业开放发展水平”,而2015年中美贸易逆差达到历史顶峰,刺激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支持者。于是,特朗普政府单方面破坏多边贸易规则,宣称对华技术产品征税,同时在知识产权、世贸组织规则和《中国制造2025》等方面与中国进行交涉和斡旋,试图增加对华谈判的筹码,在中美谈判中取得“美国优先”的利益,以期实现本国制造业再回归,同时抑制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本轮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看似针对其对华贸易赤字,实质要阻止中国制造业升级,遏制中国产业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迈向中高端,以竭力维持其既得的全球贸易竞争优势,避免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引发其全球利益分配占比的下滑,同时争取优先利益助推其实现制造业再回归。后危机时代,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经贸规则重构,对美国的全球治理能力构成严重威胁。美国推动其制造业的弱势回归,体现的是产业竞争,实质是规则竞争,试图改变现有的国际经贸规则,为保有其制造业竞争力提供制度支撑。

2. 隐性矛盾

蒙代尔说过,强国必先强币。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既得利益者,为维护其霸权地位,也极力遏制其他货币国际化。正如美国曾经阻止日元、德国马克或欧元的国际化进程,美国也在遏制人民币国际化。中美贸易摩擦中的隐性矛盾是美元霸权的单极国际货币体系与美元、人民币、欧元等货币日益形成的多极国际货币体系之间的矛盾,并且在当前人民币快速国际化背景下,该矛盾尤其突出表现为弱势美元寻求回归与人民币强势崛起之间的矛盾。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元单极国际货币体系的严重弊端,而中美巨额贸易逆差正是美国为维护这一国际货币体系,利用贸易逆差投放美元流动性的结果。美国长期通过货物贸易逆差这一主要渠道输出美元,既保有世界经济霸主地位,也享受着全球尤其是来自中国的价廉物美商品,而如今美国却遭到反噬,出现国内制造业的缺位和大量的失业率。为此,美国试图通过单边贸易保护主义再平衡全球经贸关系,推动其制造业再回归,优先缓和国内日益激化的矛盾,再延续其美元霸权地位。

然而,后危机时代,突破美元霸权格局,建立美元、人民币、欧元等货币形成的多极国际货币体系成为世界诉求和必然趋势。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国际化从民间议题上升为国家战略,从2009年4月8日我国启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试点,到2011年8月23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范围扩大至全国和境外所有国家和地区,到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再到2018年3月26日人民币原油期货上市,这一系列事件是人民币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的表现,也是人民币崛起挑战美元霸权发起的一次次冲击,且人民币原油期货上市直接冲击了石油美元。由此,中美贸易摩擦潜藏着一个深层次的矛盾,即人民币强势崛起与弱势美元寻求回归之间的矛盾,反映出美国为维持其美元霸权地位苦苦支撑,试图通过挑起贸易摩擦阻扰人民币崛起,迟缓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

二、美日德贸易摩擦的经验借鉴

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实施贸易救济措施来保护其弱势产业,对日本和德国这两个美国贸易逆差主要来源国进行贸易制裁,引致了美国与日本、德国的贸易摩擦。1985年,美国与德国、日本、英国、法国签署“广场协议”,使得日元、马克都对美元大幅升值,不仅损害了日本、德国出口企业的竞争力,而且将冲突从贸易领域引向了金融领域。在危机面前,日本和德国采取的不同应对措施造就了两国经济不同的命运。

(一)美日贸易摩擦的形成与影响

1960年以来,美国保持较长时期的顺差增长状态,在1965年首次下滑,直到1971年首次出现逆差(图3)。随着日本输美产品的激增和美国对日本贸易赤字的积累,美国国会开始针对日本产品采取保护性措施(姜默竹和李俊久,2013)。从1960年代的纺织品开始,日本输美纺织品大量销售使美国同行业受到沉重打击,甚至美国南方许多纺织厂因日本纺织品冲击被迫关闭,尼克松总统援引《1917年与敌对国家贸易法案》切断了日本纺织品对美输出威胁,迫使日本自愿进行出口限制。70年代以后,日本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地位得以不断巩固,产业结构中心从资本密集型逐渐转向技术密集型(徐梅,2014)。进入80年代,美日贸易摩擦从纺织品、钢铁、电视和工程机械逐步扩大到汽车、摩托车、半导体、数控机床、农产品等产品领域以及金融服务业,并且美日贸易失衡问题从单纯的贸易收支失衡演变为贸易收支和贸易结构双重失衡,美日矛盾更加凸显。鉴于此,里根总统指认日本半导体企业倾销行为并进行报复打击,对数控机床要求日本自主限制对美出口(冯昭奎,1992)。由于美日贸易失衡问题加剧以及国会内部趋于强烈的保护主义情绪,美国要求日本削减经常收支黑字,并于1985年同日本签署“广场协议”。

3 美国经常项目差额(1960-1980)(单位:十亿美元)

数据来源:Wind

1985年起,日元呈升值趋势(图4)。由于以日元结算的出口额急剧减少,日本陷入核算恶化的局面,出现严重的日元升值现象,引致经济萧条问题。1986年,“前川报告”提出刺激内需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其中,日本银行将官方利率下调持续三年之久,最低下调到2.5%,且日本政府启动政府投资5兆日元、减税1兆日元的紧急经济方案(浜野洁等,2010)。日本的上述宏观调控政策对于繁荣国内经济有一定效果,但是政策转化的滞后导致实体经济超过基础性条件的资产价格急剧上升,日本的资本模式也从贸易转向国际投机,为“日元升值综合征”的加剧和日本泡沫的形成埋下伏笔(姜默竹和李俊久,2013)。由于推进金融自由化步伐过快,日本经济“脱实向虚”,且出现严重的产业“空心化”现象。

总的来说,美日贸易摩擦,尤其是“广场协议”的签订,只是引致日本危机的导火索,而宏观政策调控的失误导致日本经济“脱实向虚”才是主要原因。

4 “广场协议”前后日元和德国马克官方汇率变动(1981-1991)

数据来源:World Bank

(二)美德贸易摩擦的形成与影响

得益于20世纪50年代欧洲自由贸易区建立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进入70年代以后德国的贸易条件优越于日本,获得了较高的贸易增速。20世纪80年代,同日本一样,德国拥有巨额的贸易顺差。但与日本不同,德国承受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在国际贸易冲突面前选择放低姿态,主动调和与各贸易逆差国之间的矛盾,分散其出口商品的种类,拓展贸易目的地国,削减其对单个贸易伙伴的顺差额,尤其是与美国的贸易差额,使得美德贸易摩擦并未上升到与美日贸易摩擦的激烈冲突局面。

1985年,德国与美国签订“广场协议”后,马克也随即大幅升值(图4)。加之德国当时财政危机和产业结构问题凸显,在内忧外患两面夹击的情况下,德国对外坚持自由贸易原则,对内竭力稳定国内物价,审慎推行各项宏观调控政策和产业政策,稳住了短期马克升值带来的危机,奠定了德国长足发展的基础。在对外贸易方面,德国坚持推行双向自由贸易,持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在平滑与伙伴国贸易差额和降低贸易冲突可能的同时,积极改善国内制造业企业的贸易环境;在产业政策方面,引导资金流入实体经济支持企业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杨丽君,2014),通过减税政策鼓励优势企业发展,淘汰落后产能,利用财政补贴资助新兴产业发展、企业研发与人才培养,推进科技创新;在宏观调控方面,前期小幅逐步下调官方贴现率以刺激经济发展,同时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主动对冲流动性风险,遏制住泡沫资产膨胀。结局与日本截然相反,德国的上述贸易原则和调控政策,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缓和了政府财政赤字,避免了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大起大落。

总体而言,美德贸易摩擦包括“广场协议”的签订并未造成德国经济基本面的强烈波动,反而促使德国加快欧洲经济一体化,借势升级产业结构,较好地实现德国经济的平稳落地。

三、中美与美日德贸易摩擦的比较

回顾20世纪美国与日本、德国的贸易冲突历程,探索历史与现实的共性和差异,将为进一步把握中美贸易摩擦的特殊性和廓清中美贸易关系及其未来走向提供思路和方向。

(一)中美与美日德贸易摩擦的共同点

特朗普主义”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里根主义”,对内推行自由主义,对外推行保护主义(盛斌和宗伟,2017)。后危机时代中美贸易摩擦与20世纪80年代美日德贸易摩擦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1. 当时全球经济处于后经济危机恢复期

类同于20世纪70年代日本和德国经历的两次“石油危机”,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导致全球经济随后进入恢复和发展阶段。

2. 美国有巨额贸易逆差且制造业受到冲击

20世纪80年代美国面临巨大的财政和贸易双赤字,而得益于制造业崛起的日本和德国对外贸易繁荣,对美贸易顺差成为加剧美国贸易赤字的众矢之的。当前美国依旧债台高筑,中国得益于制造业的迅猛发展,形势如同当年的日本和德国,因而被美国顺势列为制约其经济发展的原因之一。

3. 美国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相对衰弱

美日德贸易战中,贸易严重失衡的美国经济发展滞后于日德崛起的速度(贺平,2008),尤其日本的制造业对美国存在市场挤出效应。当下的中美贸易关系如出一撤,美国制造业逐步丧失大国优势,关停企业和失业群体数量庞大,经济发展速度也落后于中国。

4. 中日德的货币均处于货币国际化进程中

与当时的日元、德国马克相似,后危机时代人民币受到市场主体的青睐,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运用于跨境贸易结算、投资等领域,并初步具备一定的储备货币职能,对美元的国际地位形成冲击。

(二)中美、美日、美德贸易摩擦的差异点

尽管中美贸易摩擦与美日德贸易摩擦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是中国与日本、德国因意识形态、区域政策、涉及领域、牵涉利益以及规则制定存在差异,后危机时代中美贸易摩擦与20世纪80年代美日德贸易摩擦亦有一定的不同。

1. 所处政治情境有别

二战后日、德的国家安全依附于美国,导致日本和德国在与美国的贸易摩擦问题处理上表现得较为被动。中国一直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在国家安全方面并不依附于美国,因而在与美国较量中,中国比日本、德国更具有主动权和话语权。

2. 区域政策安排有差异

在贸易摩擦面前,日本与德国、中国实施不同的区域经济政策安排。日本并不重视东亚区域经济政策协调,而中国、德国均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其中,国加快推进欧洲一体化;中国重视统筹双边、多边和区域次区域经贸合作,加强“一带一路”和自由贸易区建设。

3. 涉及领域有所不同

20世纪80年代日本、德国与美国的贸易战以签订“广场协议”为开端,导致日元和德国马克大幅升值,震荡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当前中国虽然面临人民币升值情境,但是人民币汇率经历2005和2015年两次改革后,波动更加稳定,且中美贸易摩擦暂未直接触及到货币升值问题和金融领域。

4. 牵涉他国利益面不一样

随着经济全球化持续加快和国际分工的日益深化,世界经贸体系逐步由最终产品主导的传统分工模式转变为以产品内分工为主的新型分工模式。与20世纪美德和美日贸易摩擦相比,中美贸易摩擦不仅涉及多领域的经贸冲突与对垒,且牵涉的利益面更广,切实影响着更多国家和地区的利益。

5. 国际经贸规则冲突发生差异

由于国际分工纵深化,国际经贸规则由边界上规则转变为边界内规则(盛斌和马斌,2016)。20世纪美日德贸易摩擦主要发生在关税、非关税壁垒等边界上规则的冲突,而中美贸易摩擦中的规则冲突看似边界上的关税规则冲突,实际已延伸至中国与美国的边界内规则冲突,尤其是知识产权、技术转让、产业补贴等规则的冲突。

四、后危机时代中美贸易摩擦的应对措施

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特征,但中美贸易并非零和博弈。后危机时代,中美经贸关系同样是竞争与合作同在、冲突与缓和并存的发展态势,其主要原因在于国际分工纵深发展和国际货币体系重构情境下我国制造业的强势升级与美国制造业的弱势回归之间、弱势美元寻求回归与人民币强势崛起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矛盾冲突。回顾历史,日本“失去的十年”的教训发人深思,其宏观调控政策误判和产业政策失误是导致泡沫经济产生和破灭的主要原因;德国审慎调控宏观经济,支持新兴产业发展,加速欧洲经济一体化,减少对美贸易依附力,产业升级得以顺利跃迁。

理性对待“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主义抬头,立足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态势和矛盾特征,比较借鉴德国、日本在处理与美国贸易摩擦的经验与教训,我国应时刻保持战略定力和全局视野,审慎制定宏观政策,守住实体经济主阵地和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加快国内深化改革与扩大对外开放,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制定国际经贸规则;积极推进“一带一路”与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培育制度性优势;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重塑中国全球价值链,有序推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人民币国际化。

(一)审慎制定宏观政策,主动出击避免经济“脱实向虚”

第一,审慎宏观调控,将冲突锁定在贸易领域。20世纪80年代,日元强势走高导致日本国内资产过热,进一步扰乱了金融秩序并掀起国际投机热潮。新一轮中美贸易摩擦情境下,中国要吸收日本教训,竭尽所能把中美矛盾冲突稳定在贸易领域,审慎推行财政和货币政策,确保人民币在合理范围内波动,避免由贸易领域摩擦扩大至金融领域冲击,努力为现阶段我国发展高端制造业和新兴产业赢得“时间窗口”。

第二,主动实施反制措施,寻求多边解决方案。中国要认清中美经贸关系的紧密性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的复杂性、长期性、严峻性,不能被动应对或妥协,而要在战略上主动出击,加紧研判美国对华采取的制裁措施及其可能的动向,既对美制定对等的反制举措清单,避免自身贸易条件恶化,也积极利用世贸组织、G20、上海合作组织APEC等多边对话平台,与其他同样遭遇美国制裁的国家和地区携手共商多边解决方案,共同谋划针对美国的反制措施。

第三,加强金融监管,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日本资产泡沫的破灭抑制了过于乐观的金融乱象,也导致日本经济陷入长期经济萧条。新时期中国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严格加强金融监管,适度有序开放金融服务业,控制诸如房地产、股票市场等虚拟经济中的金融乱象(陈继勇和陈大波,2017),有效降低宏观杠杆率,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二)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刚柔并济拓展贸易空间

我国要坚持“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积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良好的经贸往来关系,既发掘新的国际市场,拓宽贸易空间,逐步降低中国与美国贸易集中度,分散中国对外贸易的系统性风险,也帮助与中美贸易摩擦有着利益牵涉的国家和地区消除其担忧和疑虑,有效降低国际经贸关系的不确定性。

第一,强化基础设施,推进互联互通。我国对外要努力拓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境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对内要积极发挥“1+3+7+2”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开发开放引领性作用,革除壁垒,拓展地理空间,为实现“设施联通”、“贸易畅通”的区位延伸奠定坚实基础,进而构建国家间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关系。

第二,加强产能合作,扩大开放领域。我国加强国际产能合作,将因对美出口急剧减少而剩余的国内产能转到其他国家,有助于扩大我国的对外开放和合作领域,减少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因此,我国要融合“一带一路”倡议与国际产能合作的战略智慧,以跨境产业园区建设为依托,鼓励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设置海外生产基地,形成重点行业国际产能合作企业联盟,加快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实现合作共赢的包容性发展。

第三,夯实民心基础,促进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是助推“一带一路”建设的润滑剂,文化交融是促进合作共赢的助推器。我国要积极传承与弘扬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尊重各国文化差异和谋求双边互信共识,推动多元化经济交流与多层次贸易合作,为拓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空间提供民意基础和贡献文化智慧。

(三)深化自贸试验区改革,软硬并举提升开放层次

第一,培育制度新优势,对冲不利的外部冲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逐步深入,规则将成为愈加重要的生产力。我国应强化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功能,大胆试、大胆改,加快培育制度新优势,既尽早形成高标准的贸易投资规则体系,抢占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竞争的制高点,也要通过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对冲中美贸易摩擦引发的不利外部冲击。

第二,注意围绕实体经济发展进行制度创新。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尤其要重视实体经济的基础性作用,制度创新优先服务于生产性服务业和《中国制造2025》的十大优势和战略产业。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可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区、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等其他国家级开放型经济区形成政策联动,通过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良性互动,发挥“1+1>2”的叠加效应,培育高端装备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逐步提升我国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三,开展适当的压力测试,审慎推动金融开放创新。虽然当前中美贸易摩擦暂未引发较大幅度的汇率波动,但是随时可能从贸易领域延伸至金融领域。作为改革的试验田和开放的引领区,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尤其是沿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有序扩大人民币国际使用的同时,应当通过金融开放创新做适当的风险压力测试,加快完善金融监管制度,健全国际金融市场体系,为防范中美贸易摩擦从贸易领域转入金融领域做充分准备,避免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

第四,以自由贸易区战略为支撑,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充分吸取日元国际化的经验教训,重视区域经济协调与合作的重要性,注重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加快推进贸易便利化与自由化,稳步扩大人民币国际使用,并借助“一带一路”和自由贸易区建设,逐步形成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资本市场,为构建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给予支撑。

(四)发挥技术创新引领作用,多维举措推动产业升级

第一,重视基础技术研发,加大高科技人才培育力度。我国基础技术研发薄弱,而产业转型升级要以基础技术为保障。由于技术创新需要依靠人才作为推手,我国应培育创新文化,完善创新活力激发所需的制度供给,建立健全的高科技人才储备机制,保障高科技人才相关的福利政策落地,为我国构建高端、高质和高新产业体系贡献源源不断的人才和技术。

第二,稳步推进制造业升级,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目前中国处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要引导资源要素向先进制造业集聚,推动低端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跃升至中高端的技术密集型行业,加快发展以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及其相关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避免产业“空心化”和技术受制于他国,创造中国制造品牌价值,切实增强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全球引领力。

第三,以《中国制造2025》为导向,加快向制造强国跨越式发展。当前中国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正在迟缓中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步伐。面对当前严峻的中美贸易摩擦,中国更要紧紧围绕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科学识别制约因素,整合完善产业链条,推进金融业、生产性服务业与智能化高端制造业协同发展,凸显优势领域竞争力,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努力成为制造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