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投诉

关于我们

中国企业境外商务投诉服务中心是商务部免费为地方和企业提供公共服务的窗口,基本职能是针对我国企业、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在开展境外商务活动过程中遭遇的经贸摩擦、不公平待遇和商业欺诈等,免费提供公共信息、咨询指导并受理投诉,维护我境外商务活动主体的合法权益。

中国企业境外商务投诉服务中心承担商务部唯一对外公共服务热线(12335)的运维工作。

联系方式

电话:010-12335
邮箱:12335@mofcom.gov.cn
网址:12335.mofcom.gov.cn


从战略高度认识和应对贸易战

2019-06-30 14:39:44  来源:外贸发展局
 

伍山林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贸易强国”这个表述写进十九大报告,这在党的历史文件中还是第一次。自此开始,我国贸易强国建设进入了新阶段。最近,美国对我挑起贸易战已成为国际焦点话题。这从一个侧面提醒我们,贸易强国建设不可能一帆风顺。

过去40年持续高速增长已使我国从极端贫穷的国家,转变为离高收入门槛较近的国家,人们对未来发展充满了期待;同时也将中国推向了前台,因为2010年经济体量超过日本以后,我国变成了“老二”并且快速向“老大”即美国逼近,延缓中国追赶步伐成为美国重要战略目标之一。这里,我们借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用语,从美国角度使用“老大”和“老二”这两个词。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无意与美争霸,而将人类视为命运共同体。

当下,美国部分政治人物认为挑起贸易战或以此相威胁是一个合适的战略选项,大国竞争”旧话重提。这与美国历史经验及遵循的“丛林法则”是有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于离自己比较近的“老二”,美国都曾通过贸易战实施战略行动。脱离这个背景来谈当下美国对华贸易战,难免不产生误判。

一、若干背景

(一)贸易战:内在动力

最近这轮经济危机使美国经济一度持续衰退。2010年重拾升势后,美国经济增长在奥巴马时代也乏善可陈。因此在竞选时期特朗普高举“让美国再次伟大”口号;执政之后,如何重振低迷已久的美国经济,成为其面对的重要课题。

历史地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自由贸易政策在美国得到了加强,但是每当经济陷入低迷,美国便采用“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政策使自己摆脱困局。这其实是具有一定的博弈论基础的。Bagwell and Staiger(2011)认为经济衰退时实行贸易保护政策的收益往往大于成本,并且比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更好一些,以至于贸易政策具有逆周期特征;不过,开放条件下采用贸易保护政策尽管能够单方获利,却会使世界贸易萎缩。“二战”后美国遇到经济困难时往往采用保护主义政策,以至于变成了惯性思维。

(二)贸易战:外在压力

与美国不同,此次经济危机尽管对中国经济增长也产生了比较大的冲击,但是转入新常态以后中国经济依然保持了中高速增长,以至于形成了新的态势:在世界经济格局当中,美国大致保持了原有的份额,欧洲大国与日本的份额持续下降,中国的份额却快速上升了。              

于是,对美国而言,(1)中国正在逼近。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使中美GDP之比迅速上升。(2)中国已逼得很近。现在这个比例已经超过了60%。上世纪80年代至1990年代初,日本作为“老二”与美国GDP之比处于较高位置。于是,美国借助于包括贸易战在内的多维手段,极力阻止其国力进一步逼近。(3)中国比日本潜力大得多。那时的日本是主权与军事都受制于美国的资本主义国家,现在的中国是主权和军事都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美国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老二”。我国与欧共体(欧盟)和前苏联也不同。后者属于联盟性质,意志和力量等要打一个折扣。这些方面使美国感到了很大的外在压力。

当然,来自中国的外在压力是多方面的。除总量外,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中美技术水平发生了新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还只是结构性的。比如说中国在高铁、核电和特高压输电等领域已经取得了突破性成就。中国技术进步使美国意识到中美之间以前普遍存在的贸易互补性,将逐渐转化为结构性贸易竞争关系。因此,美国越是对华表现出强硬的贸易战姿态,就越是说明中国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重要的积极变化。事实上,美国在最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已把中国当作首位“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前防长William Cohen最近将中美贸易战比喻为经济“修昔底德”之战。

(三)贸易战:政治背景

本次经济危机发生后,民主党总统奥巴马接手的是乱象丛生的摊子。在第一任期,中美贸易摩擦不出意外地增多了。但是,民主党毕竟不像共和党那样,保护主义传统要逊色许多。到第二任期,奥巴马延续和加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从周边关系和军事领域等对中国发展和影响力扩大多加掣肘,但在引发贸易摩擦方面却已收敛了一些。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的氛围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它的主要原因是:(1)历史传承。中国最近几年国力继续快速增长,而美方在“老二”压力下增加两国贸易摩擦甚至发动贸易战又是一种历史常态。这意味着在2016年即使是民主党候选人获胜,也会修改奥巴马第二任期的策略,提升挑起贸易摩擦的频率。(2)政党传统。美国共和党具有深厚的保护主义传统。内战以后,共和党长期执政,通过高关税政策助力美国快速崛起的国家记忆,已经刻在这派政治家的灵魂深处,他们会适时高举保护主义旗帜。(3)个人因素。特朗普母校即沃顿商学院曾是美国保护主义的重要堡垒,特朗普是由成功商人转道而来的资浅政治家。由此就可理解为什么他在竞选时表现出孤立主义与保护主义倾向;在“让美国再次伟大”口号和“美国至上主义”观念下,以促进就业与制造业发展的策略争取民意,将国内法延伸到国际领域推行单边主义。

二、现有认识

(一)美方试探增多目的初显

上任伊始,特朗普政府就制造筹码和释放信号,给国际经济注入不确定性。撇开2017年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不谈,单就2018年以来的情况而言,我们看到针对中国的重大贸易措施正加速推出。标志性事件主要是:(1)2018年4月3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依据“301调查”结果拟对进口自中国的高铁装备、航空产品、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工业机器人、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和高性能医疗机械等约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2)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对我国企业中兴通讯从技术到商品等禁售7年,华为等一众科技企业也多被波及,中国“缺芯”之痛得到了各界高度关注。此事最近似有转机,但最好将其理解为美国制造筹码以换取其他利益。上述两大标志性事件,与《中国制造2025》深有关联。(3)迄今为止,两国政府间贸易磋商中由于美方漫天要价仅取得一些共识。现在双方仍处于试探阶段,但美国阻遏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科技战”图谋已显露无遗。

(二)贸易战招致“两败俱伤”

2017年8月,美国以中国在知识产权领域违背了“公平贸易”原则为由对我发起“301调查”。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为,必然遭到我国的坚决反对。在“301调查”中美国政府身兼警察、检察官、陪审团和法官诸职,难以体现“公平贸易”理念。这样的举动自然会被理解为美国挑起贸易战的前兆。

长期以来,美国以存在巨量贸易逆差为由,对中国采取贸易制裁行动。但是中方认为,在贸易逆差背后,是美方取得了利益顺差。特别是:(1)中国产品使美国消费者福利得到了极大提升。(2)贸易逆差主要由于不合理的统计手段而放大了美方的不利,采用增加值进行贸易统计的话,两国贸易差额要小近半。中美贸易顺差数字反映在中方,利益实质更多落实在美方。(3)美中贸易逆差主要受两国经济结构、产业竞争力、国际分工和贸易统计制度等因素影响,中方不刻意追求针对任何国家的贸易顺差。美方通过单边制裁改变两国贸易格局乃找错了病因,照此抓方将在伤害中国的同时损及自身,并且还会使其他相关国家受到牵连。总之,中方认为在经贸关系上,合作共赢才是唯一正道。基于这样的认识,中方认为两国出现贸易摩擦并不奇怪,最关键的是要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理性地管控分歧。

上述观点也得到了研究者的支持。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人员利用包括29个国家或地区的内生性贸易不平衡全球一般均衡模型,所得到的具有稳健性的模拟结果是特朗普所说的美国可以轻易打赢贸易战的说法只不过是天方夜谭。即中美都无法成为贸易战赢家,对立结果是相互受损。再如,针对特朗普竞选期间扬言胜选执政后要对中国和墨西哥进口商品分别征收45%和35%的关税,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Noland等(2017)采用模拟方法对后果做出了预估,认为无论哪种反制方式下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都会受到负面影响。这样的结果使大家建立起了“两败俱伤”的认识。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这种认识上。

(三)中国有足够的反制手段

自从2001年加入WTO进而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循环以来,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由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具有很大的合作空间。截至2017年,尽管历经种种(局部的)贸易摩擦,两国贸易量却一直在趋势性增长,双方已经从双边贸易中获益良多。

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7年中国自美进口数额最大的四类商品分别是运输设备(295.1亿美元,其中航空航天器116.7亿美元)、机电产品(250.0亿美元)、植物产品(149.3亿美元)和化工产品(111.9亿美元)。不少研究者认为,作为对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的反制手段,中国在运输设备和植物产品上着手报复,其效果应该是显著的。理由主要是:(1)可以找到替代品。中国对这些产品采取关税惩罚或限制进口措施之后可以找到替代品。比如说对波音飞机采取贸易限制后,可以用空客来替代;对美国大豆采取贸易措施后,可以用巴西大豆来替代。(2)可以产生政治压力。这些产品的生产者或其所在行业和地区,对美国政党政治具有较大影响力。中方对这些产品采取贸易措施后,这些企业、行业和地区的利润和就业等会受到严重影响。由于这是发动对华贸易战导致的,美国政府将因此而承压(如大多数农业州的选民曾经投票支持特朗普)。另外我们对美进行反制的时候,也可通过影响美国消费者的福利来产生政治经济效果。比如说,针对对美出口定向收紧政策,在减少对美顺差的同时,将导致美国消费物价上涨进而吞噬消费者福利。鉴于这对占比小的美国高收入家庭影响小,而对占比大的美国中低收入家庭影响大,这类措施在政治上将会持续发酵。此外,中国还可以调整投资政策,通过美资在华企业对美国政府形成压力。当然,关税等措施将扰乱市场,从而产生复杂的影响。

 三、认识提升

上述认识符合经济学原理,但有必要进一步提升。当前,从战略高度理解美国针对中国发动贸易战是非常及时和十分必要的。

(一)关于 “打老二”战略

为了维护现有地位,美国从前世界霸主即英国那里学到了“打老二”战略。该战略基本含义是:在国际关系当中,“老大”总是与盟友联起手来,对“老二”进行多维打压,使“老二”的力量离自己比较远,不至于构成威胁;并且,由于总是存在一个“老二”,“老二”又是可以易主的,于是,谁变成了“老二”,谁就会被“老大”盯上,对其防备有加,一旦力量离得较近,打压也就如期而至。在英国取得霸权地位的时代里,由于深陷欧洲强国竞争格局而难以分身,这就使得处于大西洋彼岸的美国逐渐坐大,进而成为“老二”,并且通过两次世界大战,获得了罕有其匹的力量。对此,“二战”后获得霸权地位的美国是了然于胸的;美国也总是提醒自己,不要走英国的老路。于是,“二战”以后,凡是取得过“老二”地位的国家比如说前苏联和日本,都已落入所谓的“大国赶超陷阱”。这种大国“崛起困境”,现在已经引起了国际关系学界广泛的关注。

在历史上,比如说日本经过1950年代后30年的高速增长,在丧失作为制衡“冷战”对手即前苏联的作用后,作为“老二”其力量的进一步增大在1980年代已给美国带来了压力。但是,日本经济严重依赖进出口,在美方利用政治与军事一边倒的优势发动对日贸易战的时候,日本能力和信心不足,意志很难坚定。特别是在1985年签署《广场协议》后,一方面,日元对美元汇率的趋势性变化恶化了日本的贸易条件,伤害了日本的实体经济;另一方面,日元对美元的走强又使其以美元衡量的GDP继续较快增长,日本陷入虚假增长而不自知,反而在经济泡沫层层堆积的时候显露出浅薄的狂傲,以至于1990年代依然被美打压,不得不承受此后经济增长长期失速之痛。在美日贸易战中,美日汽车领域贸易战勘称经典;由于包括《广场协议》等在内的一系列协议为美国加强了战略优势,由于日本政府在政治与军事压力下对策缺少主动空间,反制缺乏坚定意志,结果令人唏嘘。

(二)从战略高度提升认识

“打老二”战略高度我们看到的是,近期以及未来一段时期里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的风险将大大上升。这里,重要的是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的成本-收益考量,与以前相比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对于普通的或非“老二”的对手,美国发动贸易战的时候主要考虑的是经济方面的成本-收益。它们主要是:(1)会给美国消费者福利产生怎样的影响;(2)会给美国对应产业(包括产出和就业)产生怎样的影响;(3)会给美国相关产业产生怎样的影响;(4)会给美国进出口产生怎样的影响;(5)会给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等产生怎样的影响。但是,对于国力逼向自己的首位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发动贸易战的时候,政治方面的成本-收益往往成为最主要的考虑方面。这是我们必须特别加以重视的。

这意味着在当前形势下,单纯从经济角度考察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的手法、范围和烈度等将具有极大的片面性。或者说,根据“两败俱伤”经济结局来认识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是需要做出很大的修正的,以此规劝美国改弦易辙或者达成共识是难以收到预期效果的。到目前为止,两国智库和学者都已从经济角度模拟了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给两国带来的影响。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李春顶(2018)在中国不作反击、仅作关税反击和采用关税和非关税手段进行反击等情形下认为,美国尽管在消费者福利、GDP和制造业产值方面有时也可取得一定利益,但在贸易上总是会招致数量不等的损失。这份模拟结果固然也给出了“两败俱伤”的结局;但是,根据“打老二”战略思想对结果进行观察和思考,却可以得到全新的认识。

在这份模拟结果中,作者没有提及但又十分重要的提示是:无论消费者福利、GDP还是制造业产值和就业等经济指标,无论在哪种贸易战方式下,都是中国的损失比美国的大,以至于出现了减缓来自“老二”的压力的局面——这正是美国乐见的,即从两国力量相对变化来看,美国发动贸易战可暂时实现战略目标。这与可借“两败俱伤”规劝美国不要发动对华贸易战的认识相去甚远。在战略竞争中,我们不仅要看双方有没有损失,更要看哪方损失更少,从而获得相对优势。

上述模拟结果是在特定前提下得到的,仅具有参考意义。所幸的是即使真是那样,也不能改变如下趋势:尽管贸易战会产生影响,但中美两国力量差距仍会趋势性缩小。历史地看,我国现在面临的贸易战形势更加严峻。正如Robert Daly最近演讲时指出的那样,上世纪80年代,美国担心被日本超越而不担心被其击败;冷战时期,美国担心被苏联击败而不担心被其超越;现在,美国既担心被中国超越又担心被中国击败。由此产生的焦虑,可能引致美国采取极端行动。

四、手段提升

(一)贸易战既非孤立的也非唯一的手段

在美国“打老二”战略中,贸易战往往只是备选手段之一。

例如,当年对日本实施“打老二”战略时,除贸易战外,也许更重要的是美国采用了金融战等手段。美国通过金融战等手段,使日元国际化远未达到预期目标,并且美国通过操控汇率,迫使日本经济泡沫化。再如,对前苏联实施“打老二”战略时,除贸易战外,更重要的是里根总统推出“星球大战计划”等,诱使前苏联经济进一步军事化,耗散了战略资源,民生和消费等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性环节成为致命短板,以至于在意识形态变化催化下,经济大厦轰然倒塌。

现在面对中国快速发展,特朗普政府一定程度上参照了里根政府对付前苏联的“打老二”手法。一方面,大幅度提升国防预算,推出更具体的“印太战略”以取代“亚太再平衡战略”,企图耗散中国战略资源和扰乱中国战略注意力;而另一方面,试图以经济和安全利益相要挟以收拢盟友联手制华,通过干扰中国复兴步伐固化相对优势地位。从这个认识出发,考虑到美国在军事方面对华尚且具有非对称优势,发动贸易战的风险就只会提高而不会降低。中国自从2001年加入WTO以来,贸易全球化持续深入发展;但是,尽管全球经济影响力逐渐加强,保障中国经济全球化的军事后盾建设却由于过去欠账太多,现在在很多区域依然处于薄弱状态。也就是说,中国在经济力量与军事力量的区域对称性以及力量投送等方面,与美相比劣势依然明显,以至于美国存有幻想,通过军事动作干扰中国经济全球化和持续快速增长,达到“打老二”战略目的。不过,在核背景和中国在某些高科技武器比如说高超音速武器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背景下,美国通过军事动作干扰中国经济全球化和持续发展所要承担的政治和军事等风险,对其图谋将起抑制作用。

(二)应该采择多维反制手段

首先,即使是经济手段也应是多维的。除了对美在华企业实施反垄断调查和运用美国政治制衡机制等反对保护主义政策外,还可:(1)针对自美进口商品进行分类,看哪些商品适合于采取何种方式进行反制。此前,中国政府按照“对等原则”公布的拟加征关税清单对此已有所体现,它兼顾了打击力度、打击精度和进口替代性等。(2)针对对美规模性出口商品,摸清其“国内增加值率”,据此做出差别性退税安排。如按照同向原则对“国内增加值率”较高(低)的产品给予较高(低)出口退税率。“国内增加值率”低的规模性出口产品,拉高了中美贸易顺差,我方获利较薄。(3)利用“卡脖子”出口产品实现精准打击。(4)作为战略性妥协,可在某些方面表达我方姿态。例如要求美国放松技术管制,以降低中美贸易差额;逐步放开金融市场,同时按“打开一扇门,增设一道岗”原则高效严格管控风险。(5)盯住两国经贸大盘子。我们不应被美国迷惑,将眼光局限于货物贸易,而应与服务贸易、双边投资等结合起来,在大盘子中讲究利益平衡。

其次,借助经济与非经济手段,管控贸易战升级风险。中美政府间磋商以及5月4日中日韩三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在马尼拉发表的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宣言已开了一个头。一般地说,我们可以:(1)通过弱化美国联盟和争取重要朋友的方式,积极塑造有利外部环境。除了在东亚有所作为外,我们要将欧洲放到重要地位,与德国协调好立场,充分利用与英、法、意、荷等存在贸易顺差的现状,表达我方从它们那里较快增加进口的意向。(2)通过开发和深化区域性经贸合作培育新经贸增长点。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越来越多国家得到认同和落实,某种程度上我们已可重估对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其实,中国从与美经贸关系中并没有得到看起来那样多的利益:贸易逆差驱动了美元发行,美国得到了大量国际铸币税;美国通过发行国债低成本回收美元,又通过美元趋势性贬值使我承担通胀损失;等等。(3)通过持续快速提升我国军事实力特别是力量投送水平,推进中俄多领域合作向更深层次迈进,使美国不敢贸然采用极端手段展开“打老二”战略。

五、结语

在当前局面下,我们有必要从战略高度提升关于美对华发动贸易战的认识:以“两败俱伤”劝导美国遵守贸易规则及放弃保护主义思维和政策可能是徒劳的,我们应该深刻认识美国发动贸易战在其“打老二”战略中的重要性,逐渐补齐短板,为实现真正的公平贸易奠定技术和实力基础。同时我们要预先进行研究和做出安排,准备多维反制手段,并且与利益相关国家就反制贸易保护主义展开合作,增加美国发动贸易战的政治经济成本。

我们相信在与美贸易战中能够取得令人期待的结局。我们应该而且完全可以越战越强。其实,无论与前苏联还是与当时的日本相比,虽然同样作为“老二”,但我国已具备一系列优越条件(如历史鉴戒、制度优势、反制手段和反制意志等)。当然,美国发动贸易战的时候,我国除了在经济增长方面会受到负面影响之外,最要认真对待的是触发结构性失业这个社会经济问题。尽管如此,本次贸易战的本质是“科技战”,我国在信念、人力与物力等方面已具备了坚实支撑。

美日贸易战打了十多年才遂美所愿。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几次谈判和交锋就能达成均衡。现在的中国远非当时的日本所能比拟。因此中美贸易战一旦真正开启,必然具有更大持久性和更广牵涉面。由此看来,我们不能太计较短期和局部得失,而应在贸易战过程中从整体上加强自身。从战略角度判断,我们即将步入“打打谈谈”或“对抗与妥协交织”的常态。只有立足于打和对抗,才有利于谈和妥协,引出有利格局。为此我们需要做好战略、物质、技术和心理等准备。

在两国政府间磋商中,中美已各表关切、各出要价。尽管只达成一些协议,但继续磋商的调子已定了下来,这说明美国大有顾忌。我们今后要不畏缠斗。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打好“科技战”,并且为将来可能发生的“金融战”做准备。科技和金融正是驱动美国霸权的两个轮子——美国工业垄断资本依赖于高端制造业,金融垄断资本是美国真正控制者,高端制造和金融是美国硬实力的基础。高端制造因垄断而产生威慑,金融因渗透深广和垄断而可操弄他国经济。在对美经贸关系中,我们要高度重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