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自动稳定的国际筹资机制是历史上许多重大国际公共计划失败的原因之一，面对当前愈演愈烈、无法由各国单边行动来解决的全球性问题——维护世界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经济衰退、金融危机，等等，正需要更密切的国际多边合作并调动更庞大的国际公共资源以实现更高水平的全球治理。究其基础，则在于构建一个更可预测、更充分且更有保障的国际公共收入体系。

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国际税收（International Tax）研究聚焦国家间税收竞争与协调、涉外企业不合理和歧视性税收、税收救济、国际逃避税等问题，全球税收（Global Tax）是指超越民族国家层面的具备收入职能、调节职能和监督职能的国际公共收入，其征收目标是为以联合国系统为代表的、致力于实现人类共同福祉的国际多边机构筹集公共支出所需资金，以执行其供给国际防务、国际司法、国际经济稳定、全球公地和环境治理、跨国公共机构和公共工程维护等基本国际公共产品的“世界政府”职能。

全球税收并非是一个新理念，国际社会对此的讨论已延续了一个多世纪。1884年，苏格兰自然法学家詹姆斯·洛里默在其著作《国际法学的终极问题》中首先提出了全球税收的概念。至20世纪早期，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等诸多经济学家都讨论过全球税收问题。在1945年联合国成立前后，各国政策制定者也经常谈到需要强有力的国际经济政策，以避免世界再次陷入萧条和战争风险，全球税收征收甚至全球财富再分配不仅合乎逻辑，而且十分必要。但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由于冷战以及美国政府和大公司的强烈反对，关于全球税收的讨论逐渐消沉。

至20世纪70年代，伴随全球环境意识的觉醒和“全球公地”概念的提出，关于全球税收和全球公地使用收费的提议再次在国际学术界、非政府组织和少数政府中展开。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建议国际社会考虑征收全球税收，同年罗马俱乐部也在其著名报告《增长的极限》中系统讨论了通过全球税收为国际组织提供资金的可行性。1980年布兰特委员会审查全球税收提案，声明赞成对国际贸易征税，其结论是“一个普遍和自动的筹款系统将有助于确立全球责任原则，并意味着将向共同管理世界经济迈出重要一步”。

1982年第一项全球税收开始实施，即对深海海底采矿征税，并纳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提议分别对货币交易、跨国公司、国际机票、海洋运输、远海捕鱼征税，并对全球公地征收使用费。1996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设立了一个全球税收的研究项目并出版了《托宾税》一书，随后，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也就该主题进行了全面辩论。然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全球税收计划作出了消极反应，美方以拒缴联合国会费为威胁，扼杀了联合国各种论坛上关于全球税收的一切讨论。

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社会对发展和减贫问题日益关切以及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愈演愈烈，全球税收计划及国际公共产品的讨论重新回到主流视野，更多非政府组织、经济学家和进步政治领袖大力提倡建立全球性自动融资机制，以资助发展、应对全球变暖和稳定世界经济。在2001年联合国发展筹资会议上，塞迪略小组受秘书长委托撰写的《发展筹资问题高级别小组技术报告》获得空前关注。其对全球税收给予了坚定支持，得出的结论是“确实需要根据国际共识，建立稳定的、具有契约性的多边融资新来源”。2003年《蒙特雷发展筹资共识》的发布，标志着全球税收计划被重新提上国际社会议程。

2004年巴西、法国和智利总统发起了一项通过实施全球税收为发展融资的倡议，西班牙、德国、阿尔及利亚和南非领导人也纷纷加入了讨论。但该倡议并未引起广泛讨论和重视，2005年已缩小到对机票征税的“团结捐款”以资助全球健康基金。虽然收入微薄，但其依然是21世纪以来全球税费计划中唯一成为现实的成功案例。2012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继续探讨了一系列全球税收机制以资助发展援助活动，包括对资源开采征收特许权使用费、对化石燃料和其他排放源征税、对超过10亿美元的个人财富征税、对机票征税以及征收货币税和金融交易税等。2020年后，随着新冠疫情大流行、气候变化、地缘政治冲突等全球性危机加剧，为全球治理和发展筹资持续成为联合国系统及其他国际组织热议的焦点，2022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政策报告《为可持续发展融资征收扶贫税》，继续探讨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创新融资机制，全球税收再次面临重大历史契机。

百余年来，国际社会对全球税收的讨论进程曲折跌宕。但毋庸置疑，深化和推进全球税收的理论和实践，对于通过建立一个自动有效的国际公共收入体系来创造一个更健康、更人道、更可持续的未来世界而言，至关重要！

（作者陈曦系商务部研究院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研究中心副研究员）